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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的“七出”之礼
作者：赵丽莎
两汉时期丈夫单方面抛弃妻子，于礼有“七出”之文：“妇有七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以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 〔1〕从表面上看，“七出”之礼是丈夫出妻的七种理由，但细究之，勿宁说是封建家族观念在夫妻关系上的反映。“七出”之礼具有浓郁的宗法家族性。
一、不顺父母。两汉婚姻以“继祭祀，繁子孙”为目的，故婚姻关系的缔结是旧家族的延续，是两姓的事，这可以从主婚权的归属得到明证。主婚权归属的情况是：先祖父母，然后才是父母，如“五嫁而夫辄死”之女的祖父张负不顾她父亲张仲的反对，把她许与张平。〔2〕父亲的决定权又大于母亲，如吕媪反对将女儿“妄许与刘季”时，吕公曰“此非尔女子所知”，卒与高祖。〔3〕若父不在，母可主之，如《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在逼子休妻后说：“东家有贤女，自命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若父母俱不在，兄、姊决之，如孙坚“以妹妻（徐真）” 〔4〕。若父母兄姊俱不在，可自决之，如诸葛亮自主与黄承彦女成婚。
婚姻成立重视“父母之命”既然是家族本位的体现，那么婚姻要继续下去，“父母之命”便不能不一如既往地享受它的威严。因此，妻子一切忤逆父母的行为都可使她遭受被出的命运。汉人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云：“不事舅姑，悖德也。”证之于史，西汉鲍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 〔5〕；东汉姜诗妻没有及时给姜母打水，姜诗便“责而遣之” 〔6〕。鲍、姜出妻，都是自愿的。丈夫不自愿的又怎么样呢？《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一声“便可速遣之”，焦仲卿与刘兰芝的笃深情感便被抹杀了。父母既有权主持婚姻成立，便同样有权力使其离婚。汉代律令虽无明文规定，但于礼确实是如此，即所谓“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7〕。
二、无子。在宗法家族观念下，生子传宗接代是婚姻的重要目的之一，“婚姻者所以和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 〔8〕。两汉人对宗庙颇为重视，结婚时必须在祖宗牌位前举行“庙见”仪式，然后才承认娶来的女子为本家族一员。否则，即使新妇与新郎已结合，她也不能算夫族的一员。孟子提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在战国秦汉时期广为流传。
考察两汉，无子出妻是相当普遍的。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云：“妇人有七弃三不去。无子，弃绝世也。”西汉后期，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写道：“妇，蜀郡掌氏子，无子而去。” 〔9〕《东观汉纪》卷十九载，东汉人应顺，少与许敬相友。许敬婚后一直无子，应顺遂帮他去妻更娶。相传曹丕所写的《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二首》的小序谈及刘勋去妻更娶之事：“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 〔10〕
三、淫。因淫被出，不仅仅是个人品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与宗族、家族观念有关。妻淫有紊乱夫族血统之虑，所以被禁止。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曰：“淫，弃乱类也。”不仅妻淫被禁，就连诸侯王犯淫也被冠以“禽兽行”、“乱人伦”的罪名加以诛杀。如燕王刘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道，当诛。’上许之，定国自杀” 〔11〕。
四、恶疾。“恶疾”是什么东西呢？说法不一。《淮南子·说山》上记载：“嫁女于病消者，夫死则后复难处也。”“恶疾”指“消渴疾”，即现代医学上的糖尿病。陶希圣先生在《婚姻与家族》一书中认为，“恶疾”是指麻疯病。“恶疾”究竟是一种什么疾病，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疾病在当时是很棘手难医的病症。妻患恶疾，便不能与丈夫共粢盛于宗庙，而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又在于承宗庙。结婚次日，新妇要礼见舅姑，若他们不在，要以“奠菜”之礼庙见。妻既患恶疾，不能承奉宗庙，所以也要被出，故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云：“恶疾，弃，不可奉宗庙也。”
五、妒。两汉官僚地主、富户大姓之家多妻妾的现象司空见惯。妻妾间争风吃醋，极易引起矛盾，导致家庭的分裂。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云：“嫉妒，弃乱家也。”所以，心怀妒嫉的妻子要被出。如西汉元帝王皇后（即王政君）的母亲本是朝臣王禁的正妻，王禁“多取傍妻”。大致当时王政君的母亲生妒，王禁便以此为由出之。〔12〕东汉冯衍妻任氏不准冯衍蓄妾，就被以“悍忌”之罪逐出。〔13〕钟繇妻孙氏对钟繇妾张氏表露厌恨与反感之情，且“置药食中”，钟繇“讯侍者具服，孙氏由是得出” 〔14〕。
六、口多言。在家族同居乃至共财的生活中，“口多言”有使人与人之间多事的危险，会破坏家庭内部和谐、稳定的关系。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云：“口舌，弃离亲也。”所以，礼制防范妇女多言，违者被出。如东汉李充家境贫苦，“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其妻悄悄地对他说：莫如分家单过，“充呵叱其妇，逐令出门”。〔15〕蜀地广汉女子某因争财物，四处挑拨，伤害家庭和睦，其夫“即出妻，让财还弟” 〔16〕。
七、窃盗。包括偷窃自己家中的财物和别人家中的财物。在父权制下，依礼男子对家庭财产有独自占有权，女子在夫族是宗族中男子的附从物，自己不得私占财产。如《礼记·内则》上规定：“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否则，便是盗窃，便是违礼，便要被出。如《韩非子·说林》记载：“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所以，何休注《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云：“盗窃，弃反义也。”证之于史，《汉书·蒯通传》中蒯通曾说：“臣之里妇，与里之诸母相善也。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再如《汉书·王吉传》记载，儒生王吉（字子阳）妻摘取邻人树上的枣子，王吉立即将其逐去，时人称：“东家枣完，王阳（即王吉）妇去。”
综上所述，“七出”之条皆与宗法、家族观念相关，“七出”之礼曾被认为是“夫族的护身符”。因此，“七出”之礼与其说是丈夫出妻的七种理由，不如说是封建家庭观念在夫妻关系上的反映。“七出”之礼具有浓郁的宗法家族性。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七出”之礼并不意味着对女子的绝对片面限制，其原因有二：一是“七出”受“三不去”制约；二是两汉妻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主动提出离婚。何谓“三不去”？《大戴礼记·本命》曰：“妇有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两汉妻子在哪些条件下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呢？其一，丈夫操行不良或者没有才能。如东汉女子吕荣之夫徐升“少为赌徒，不理操行”，吕荣父“积愤疾生，乃呼荣欲改嫁”〔17〕。《汉书·张耳传》则记载了外黄富人之女“庸奴其夫”，要求决绝的事例。其二，丈夫患有“恶疾”。如武帝姊平阳公主之夫曹寿有恶疾，平阳公主遂与之离婚。其三，丈夫家贫，无以为生。如西汉朱买臣妻以其贫而离婚。其四，男女两方家庭不睦，矛盾重重。如东汉初，马援与姻戚窦固家颇不和睦，马援子马严“白夫人绝窦氏婚” 〔18〕。也有因男家不睦而女家求去的情况，如西汉史丹嫌王商父子“乖忤，为女求去” 〔19〕。
注释：
〔1〕《大戴礼记·本命》。
〔2〕《汉书·陈平传》。
〔3〕《汉书·高帝纪》。
〔4〕《三国志·吴书·妃嫔传》。
〔5〕《后汉书·鲍永列传》。
〔6〕〔17〕《后汉书·列女传》。
〔7〕《礼记·内则》。
〔8〕《礼记·婚义》。
〔9〕《艺文类聚》卷八十五。
〔10〕《全三国诗》卷一。
〔11〕《汉书·燕王刘泽传》。
〔12〕《汉书·元后传》。
〔13〕《后汉书·冯衍列传》。
〔14〕《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裴松之注引。
〔15〕《后汉书·独行列传》。
〔16〕《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
〔18〕《后汉书·皇后纪上》。
〔19〕《汉书·王商传》。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