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何以会“洛阳纸贵”?
作者:倪培森
《晋书·文苑·左思列传》:左思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然而,何以会“洛阳纸贵”?应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 为附风雅、赶时髦所致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临淄人,出身于门第寒微的小吏之家。《晋书·左思列传》载:“安定皇甫谧(西晋名儒、医学家、文学家)有高誉,(左)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时任中书侍郎的张载也为《三都赋》中的《魏都》篇作注释。司空张华读了《三都赋》也赞叹道:“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
有这班显贵和名人为左思的《三都赋》作序、加注和宣传,怎不令那些不学无术却趋炎附势的“富贵之家竞相传写”呢?传写之初衷,与其说是欣赏《三都赋》文美辞丽,毋宁说成附庸风雅更确切。《三都赋》究竟写了些什么呢?前两篇《蜀都赋》和《吴都赋》分别由假想人物西蜀公子和东吴王孙称颂三国时蜀都、吴都的形势、物产、宫室等;末一篇《魏都赋》则由魏国先生盛赞魏都的建设和魏国的政治措施,对曹操在汉末统一北方过程中的功业多有歌颂。有学者认为,《三都赋》广征博引,过分拘泥于生活的真实,举凡三都的历史事迹、典章制度、地理位置、山川名胜、风土物产、民风习俗都写了进去,几乎无所不包,面面俱到,反而削弱了艺术感染力。其文学价值并不高,跟左思为写作此赋而“构思十年”的努力极不相称。而所谓“洛阳纸贵”的本质原因乃在于图虚荣,赶时髦也。
二、 权当类书、志书使用
《三都赋》总共不过一万字左右,左思却为之花费了十年的构思时间,似乎夸大其辞。不过,它却颇有些工具书的作用。清代袁枚(1716—1797)在《随园诗话》卷一中评道:“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一语道破“洛阳纸贵”的一个原因是家家皆将其当作类书和志书来用。这其实也是附庸风雅者平时一定要做的功课。《三都赋》万把字的凝缩,正适合他们偷巧耍滑、作表皮工夫的秉性。由是,《三都赋》便成了豪贵之家查阅博物及考据的典籍,以至于“争相传抄”,而使“洛阳纸贵”。
三、 充当启蒙、识字读本
近代大学问家章太炎(1860-1936)认为,汉至魏晋,民间无字典可查,一般人识字不多。《三都赋》不仅记载蜀都(今成都)、吴都(今南京)、魏都(今河南洛阳市北)的历史变革、地理位置、风土物产、人情习俗等各方面情况,而且还有许多新字新词供人们学习。它既可帮助识字,又可充作启蒙读本开阔眼界,教育子弟,故有“洛阳纸贵”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