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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宇新考
作者：冯广宏
西汉扬雄是最早提到杜宇事迹的蜀人。他在描写成都盛况的《蜀都赋》里写过这么两句：
昔天地降生杜(虖阝)密促之君，则荆上亡尸之相。
扬雄爱写古字，头一句里的“杜(虖阝)”，实际上就是杜宇。所谓“密促”，是指他创立的王朝世代稠密而短促。宋章樵《蜀都赋》注引《蜀纪》“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后皆仙去；自望帝以来，传授始密”，也是这个意思。后一句讲的是蜀王开明，先不管它。
杜宇是“天地降生”之君，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讲得更清楚。此书南宋时已佚，幸北宋《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有段摘文，谈到蜀王鱼凫“化去”以后的事：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当作山）。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
古书没有标点，如“从天堕止”那句，也可以断句为“从天堕，止朱提”，意思便成了杜宇从天上降下来，落到朱提那个地方，并非女子来自朱提。唐宋人的文摘，往往与原文有不少文字上的出入，《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又有这段《蜀王本纪》摘文，虽然文字略有不同，但意思却明白得多：
后有王曰杜宇，出（当作从）天堕山。又有朱提氏女，曰利，自江源而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移居郫邑。
这里明确指出：杜宇从天上堕下来，降落在山上，而不是朱提；朱提本是那女子的家乡。杜宇降落的地点，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成都府》认为应是“天隳山”，亦即成都北郊磨盘山，旧称天回山（隳、回同音，隳、堕形近）。“天回山，在府北二十里。《蜀纪》云：以杜宇自天而降，号曰天隳。及玄宗幸蜀，反跸时经此，土人呼曰天回。山下有天回镇。”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三代世表》摘引《蜀王本纪》，却把社宇籍贯弄到朱提去了：
朱提有男子杜宇，从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
他读到的文字，是杜宇降落在朱提。杜宇“从天而下”，究竟落在天隳山，还是朱提？我们后面再去讨论。
杜宇从天而降的神话，许多文献都有记述。如蜀汉来敏《本蜀论》：“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晋葛洪《抱朴子·释滞》“杜宇天堕。”张华《禽经》“望帝杜宇者，盖天精也。李膺《蜀志》曰：望帝称王于蜀。”唐卢求《成都记》“杜宇又曰杜主，自天而降，称望帝，好稼穑，治郫城。”宋罗泌《路史·余论·杜宇鳖令》按《蜀记》：“旧说鱼凫畋于湔山仙去。后有男子从天堕，曰杜宇，为西海君。自立为蜀王，号望帝。徙都于郫，或瞿上。”
原始传说都讲蜀王杜宇是天上掉下来的，其中隐含的史实，可能表现为下面三类内容：1.从民俗史角度看，在夸张杜宇创业的神奇、出人意料；2.从民族史角度看，表示这一族原居高山或高原，而后下降到较低的平原区；3.从历史学角度看，表明杜宇并非蜀地土著，与前面几个古蜀王朝没有传承关系，纯属独立建国。
杜宇政权与前代蚕丛、鱼凫没有传承关系，在许多古文献的字里行间，也留下不少痕迹。如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叙述蚕丛、柏灌、鱼凫事迹之后，接着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加了一个“后”字，表示其间存在着时间间隔，与前三代连叙的口气不一样。此后史志续记其事，多半按这种语气来宣讲，如南北朝阚骃《十三州志》“其后有王曰杜宇，称帝，号望帝。”宋罗泌《路史·前纪·蜀山氏》“最后乃得望帝杜宇，实为满捍。”
不过有些资料在简述时语意模糊，使人产生鱼凫与杜宇两个王朝前后连接的印象。如唐卢求《成都记》佚文“杜宇遂继鱼凫之后”；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十九“其君曰蚕丛、曰伯雍、曰鱼凫、曰杜宇、曰开明，相继王之。”可是，只要细读早期文献语意，便不会误读了。
二、杜宇建国年代
扬雄在《蜀王本纪》中留下不少宝贵的年代线索，《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有“望帝积百余岁”一语。现今发现的史前蜀人骸骨表明，那时人的寿命多数在40岁以下，活到50岁已经十分稀罕，因此开国的杜宇不可能活上100多岁，所谓“积百余岁”应指整个杜宇王朝的历时。此朝各代蜀王都继承着这“望帝”的称号，而末代望帝将政权禅让给了开明氏。《史记·秦本纪》记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华阳国志》谓“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故开明王朝历时约350年，上推到开明王朝的建立，大概在公元前666年前后。杜宇建国年代距此还要早“百余岁”。
蒙文通教授推测杜宇王朝约传五世或六世，历时125年到150年。[1]如是，则杜宇建国就应在公元前9世纪的周宣王时代。可是《华阳国志·蜀志》却明确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对此顾颉刚先生特论证道：“七国称王为公元前334～323年中事，而秦灭蜀为公元前 316年事，短短20年中，岂有遽传12世之理？”他分析常璩写这部地方史，“其标准有二：其一，秉‘民无二王’之训，将蜀之称帝称王者，悉归之于‘周之叔世’；其二，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训，将蜀中神话性之故事悉予删改。”[2]他批评常璩抱保守史观篡改扬雄蜀史，真是入木三分。蒙教授也有同样意见。他据《史记·六国年表》秦惠王四年“诸侯会徐州以相王”得知，七国同步称王是在公元前334年，“从七国相王到蜀之灭亡，仅18年。杜宇又在开明之前，很像18年间蜀已经13代，在秦却只是惠文王1代。常氏对这一问题，真是太不思考了！”[3]
当今史界对杜宇王朝历时仅百余年之说，多不信从。或以为杜宇、开明两个王朝的历年不会如此悬殊，如果两王朝共有700年的话，则杜宇建国可以在西周初年，那时正当武王伐纣，殷政权岌岌可危，西周政权还不稳定，西蜀独自建国正是一个好机会。不过据《尚书·牧誓》伐纣盟军“西土八国”中有蜀，似乎不会是邦国未建的杜宇族人。何况克商以后，周军又作过一番扫荡。据《逸周书·世俘解》，武王在牧野之役胜利后的第6天，就命召伯伐越戏方；第8天又命侯来伐靡，集于陈；第18天胜利归来；第19天命百弇伐卫；第37天再命陈本伐磨，百韦伐宣方，荒、新伐蜀；第42天，三处都取得胜利，归来献俘。这里的伐蜀之役，来回才5天，可见并非前往西蜀本土，只是镇压参战蜀军的哗变。从这些迹象看来，参战的蜀军领袖不可能是从天而降的杜宇。
西周立国前期，因有三监叛乱的教训，采取分封制对各地进行严格控制，同时不惜用兵，以武力维持政权的巩固。古本《竹书纪年》“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珪。”时当公元前9世纪初。吕国在今南阳附近，接近成周；蜀国远在边陲，也来献玉，可见早已臣服于周，不可能是杜宇乘乱所建之国。因此笔者认为，杜宇建国的最佳时机，应该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的共和时期。共和前期西周灭亡，厉王被国人放逐；周政权出现空虚，实际上成了无政府状态。杜宇奇兵天降，赶走周室在蜀的代理人，恢复蚕丛、鱼凫基业，正合其时。东周宣王即位，急于对付今陕北一带的猃狁、西戎，接着“料民”清查户口，说明国内劳力和兵力极度匮乏，根本没有力量顾及西蜀这个独立王国。因此，杜宇建国在公元前840年左右，比在公元前1046年左右的武王伐纣时合理性大得多。
三星堆考古工作提供了不同时期的典型陶器序列。在对应于夏商两代的三星堆第二、三期文化中，典型陶器是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盘、瘦袋足盉、鸟头柄勺。这旗帜鲜明的器物序列，不仅在三星堆第一期（相当于夏代以前）龙山文化中没有出现过，而且在相当于商末周初的三星堆第四期文化中，也有很大改变：那时瘦袋足盉、鸟头柄勺基本消失，小平底器渐渐变成了尖底器，纹饰减少而且单调。这无疑是杜宇建国带来的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