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巾箱本与清代文言小说的传播
作者：沙 虹
巾箱本的历史很悠久，早在刻本问世之前就以手抄本的形式出现了。晋葛洪《西京杂记》二卷跋云：“洪家世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今抄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尔后洪家遭火，书籍都尽，此二卷在洪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记载：“齐衡阳王钧尝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不过，当时只说“置于巾箱中”，为“巾箱五经”，并无“本”字，直至宋朝才始称“巾箱本”。南宋戴埴《鼠璞》曰：
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钧。手写五经，置巾箱中。贺玠曰：“家有坟素，何须蝇头细书？”答曰：“检阅既易，且手写不忘。”诸王从而效之。古未有刊本，虽亲王亦手自抄录。今巾箱刊本，无所不备。嘉定间，从学官杨璘之奏，禁毁小板，近又盛行。第挟书，非备巾箱之藏也。
由此可见，巾箱本约始于南齐，而盛于南宋。然而，巾箱本在南宋的盛行，又是与一种不甚光彩的士林风气紧密相关。由于体积较小，携带方便，精明的书商经常刻印一些儒经解题之类的巾箱本，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如现存的宋婺州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版框高仅10.5厘米，掩人耳目并非难事。正因为这样，巾箱本又被时人称作“挟带本”，以致于宋宁宗龙颜大怒，下令禁毁；然屡禁不止，挟带之风一直延续下来。民国学者周越然在《书、书、书》之六《小版书籍》中写道：“当清末科举时代，书肆中有所谓铜版《四书》者，高约三寸，广约二寸，可谓书本之至小者矣。此种书专为场屋之用，字小如蚁，非用显微镜不能读其正文或注释。”纤巧可爱的巾箱本成了怀挟的专用工具，难怪版本学家叶德辉要感叹：“诬此美名矣！”
现存的巾箱本有宋本《九经白文》；元本大德十一年麻沙坊刻《新刻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又《详注东莱先生左氏博议》；明刻万历三十年玄览斋刊后蜀赵崇祚编西吴温博补《花间集》十二卷补二卷等。喜欢标新立异的清高宗乾隆帝即位的第一年就将自己所著的《乐善堂全集》交内府刊刻成巾箱本。据《中国版刻图录》介绍，该书“框高6.3厘米，广4厘米，七行，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双边。较现存宋刻巾箱本《荀子》，开本尤小。开化纸精印。在刻版中为别开生面之作。”“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这就是著名的《古香斋袖珍十种》，刊刻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所谓“袖珍本”，也是形容书的版式极小，可藏于怀袖之中；但溯其源头，仍应称之为“巾箱本”。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其后即有和硕怡亲王明善堂刻巾箱本《易本义》，兰陵孙氏刻巾箱本《岱南阁丛书》，歙县鲍廷博刻巾箱本《知不足斋丛书》等等，不可胜数。
清代文言小说的数量，仅据袁行霈、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统计，就有549种。在五百多种文言小说中，有巾箱版本的共73种，约占总数的1/8。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同期用巾箱本刊刻的经、史、集以及子部其他著作与其总数之比。但须要注意的是，清代刊刻的前朝文言小说巾箱本仅有5种，即：《夷坚志》，（宋）洪迈撰；《鬼董》，旧题（元）关汉卿撰；《续夷坚志》，（金）元好问撰；《近事丛残》，（明）沈瓒撰；《梦溪笔谈》，（宋）沈括撰；其余均为当代作品。这与同期大量翻刻前朝小说的其他版本相比，巾箱本重今轻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清代73种文言巾箱本中的志怪小说集《客窗偶笔》成于嘉庆元年（1796年），次年就以巾箱本刊刻出版，并于咸丰己未年（1859年）再版。《梦厂杂著》则被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列为清人历史琐闻笔记中有代表性的著名小说。它自问世以来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至今已有数十版；然而最初的三版无一例外全都是巾箱本。可见，巾箱本文言小说乃深受时人欢迎。
与上述小说存在多种版本的情况不同的是，在73种中，有37种小说（如《女世说》）除巾箱本外，别无他本。这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巾箱本孤本的传播为我们全面了解清代文言小说的创作出版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用巾箱本刊刻文言小说之所以数量最多，有各方面的原因。除由统治者的喜好而引发的时尚以及版本本身的小巧玲珑，便于携带外，还有一些因素应在我们考虑的范围内：
首先，文言小说多为笔记体，往往片言只语即为一条，而巾箱本的小版框决定了每页的内容不宜过多，一页二三条笔记，读起来赏心悦目。文言小说篇幅短小，简洁扼要，与巾箱本的形制很相称。
其次，文言小说读者一般都属于“士”的阶层。这些读书人，要么学而优则仕，要么坐馆入幕。他们大多独在异乡为异客，于随身的巾箱里放置几本文言小说，闲来翻阅，既可以打发无聊时光，又可了解时人的生活状况、创作经历乃至奇闻佚事等等，这无疑是件惬意的事情。
再次，书坊刻印小说是为了牟取利润。巾箱本用的是零材短料，成本较低。此外，读书人难免背井离乡。俗话说，千里带针难，这也要求书本小巧，以便携带。巾箱本刊刻文言小说，同时满足了买卖双方的需求，这是显而易见的。
进入20世纪后，这种小巧可爱的版本却日渐式微。目下所见，比较有特色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巾箱本书韵楼丛刊。该社总编辑赵昌平先生在总序中写道：
巾箱本虽为书林之季弟，而推尊夫子“学而时习”之义，居功亦伟。所惜近世以来，西风东渐，书崇洋装；踵事增华，日趋累重。携挟则如牛负载，卧读则片时叹难；更有甚者，腴外枯中，重椟轻珠，误导读者，其去书之真趣益远。上古社巾箱本丛书有为而作，比照历代巾箱本之经验得失，旨在返朴归雅，弘扬国光；制欲其小，而存真全貌；价欲其廉，而藏择版本；选目求的当，而尤重性情韵趣；……大雅君子，当有会心。
当前文言文阅读已成语文学习的一种瓶颈，究其原因，主要是诵读太少。倘若我们仿古人巾箱之式，刻印一些文言短篇，供莘莘学子随身携带，不时而诵，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作者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