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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广西侨商的经济活动及影响

作者:刘吕红 阙 敏



  近代广西的侨商主要包括广西华侨和广东华侨,其中尤以广西华侨为主。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广西华侨主要前往东南亚诸国或经商或谋生。广西华侨出境到东南亚的时间可上溯至我国战国时期,但真正作为广西籍华侨华人规模性地成批量移居国外则约始于宋代。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中国社会的骤变使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大批广西人外出前往东南亚国家谋生。
  近代在东南亚各国经营谋生的广西籍华侨数量总共有多少,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目,但从一些零散的资料中,仍可窥见其一般概况。如在新马泰南洋一带,从1860年至1890年,来自广西的华侨大约有五六千人。[1]又如1920年至1930年间,据当时估计,该时期往返居留马来亚的广西人大约已有20多万。[2]至于近代越南的广西籍华侨的人数则更多,据资料显示,1951年越南有华侨150万人,其中北越9万,中越5万,南越135.7万。其间有相当部分为广西籍华侨。如以保守比例15%计算,越南广西华侨应在20万以上。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广西移民群体进入东南亚诸国。他们大多凭借白手起家,在异国或务工或经商,对当地经济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八桂乡人在新马泰南洋各地之职业,做锡工、伐木占50%,割胶工10%,小商贩15%,种养业10%,服务业15%”[3]。而19世纪末在越南西贡的广西人是以“贸易二、雇工三、耕种五之比例谋生”[4]。海外华侨的辛勤耕耘,极大推动了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和行业留下了他们艰苦创业的足迹。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越南广宁省芒街,因陶瓷业十分繁荣,号称“越南瓷都”。当地的陶瓷厂,大多为广西籍华人所创办。当时他们在芒街桥头附近即北仑、宁明两河河岸,先后建有15个碗厂,所雇佣的工人、技术人员也多从广西博白、合浦等地来。[5]其它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广西籍华侨的贡献也不少。
  正是由于包括广西籍侨胞在内的广大华侨对东南亚各国各项经济开发事业长期不懈的努力,深刻地改变了东南亚国家的面貌,带来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广大华侨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赢得了当地社会的广泛赞誉;同时也为自身积攒资本,转向投资国内工商业奠定了基础。因此,在近代广西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侨商所起作用,不容忽视。侨商是继粤商等外省客商后,另一支投资近代新式工商业的重要力量。
  近代广西工商业发展所需的原始资本的积累十分缓慢,侨资入桂给先天不足的广西民族资本主义增添了元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建设资金的匮乏,直接推动了近代广西民族地区生产事业的发展和城镇工业化力量成长。近代侨商在广西投资兴办工矿企业始于19世纪末。甲午战后,私人资本对国家财政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受到清朝统治集团的普遍关注与重视。为此,在放宽对私人投资企业种种限制的同时,也推出了以吸纳民间私人资本、利用海内外华商资金办近代经济事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作为吸引对象之一的海外侨资颇受政府瞩目。19世纪末广西巡抚张鸣岐等人特派道员刘士骥出国宣传,招引侨商返桂兴办实业,收效甚好。
  自清末始,陆续有华侨到广西投资经营工商业。近代华侨在桂投资活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1896年至1925年新桂系执政前。此阶段海外华侨来桂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其它行业少有涉及。华侨投资广西实业,之所以一开始就选择具有投资大,回收慢的重工业——矿业,是与他们常年在外的经历有关的。不过在辛亥革命后,广西省内政局不宁,各派军阀相互混战,经济建设停滞不前,华侨投资曾一度中断。
  第二阶段即从1925年至1949年。该时段华侨资本输入的队伍和规模不断扩大,并在30年代一度出现高潮,经营范围亦由单一的矿业扩展到其它行业,如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农垦业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情况下,爱国心驱动着华侨加大对国内的投资力度。华侨的投资领域遂从矿业、轻工业扩展至农牧业、交通运输业和文化业等领域。1932年,侨居马来亚的容县籍华侨陈广在投资明德锡矿公司失败后,又返马拍卖了几十亩橡胶园,回到柳州与时任广西建设厅长的伍廷飏合股兴办农牧场。1939年,华侨黄寄生、黄远等创设广西露塘垦殖公司,垦殖柳江县属凤山河灌溉区的荒地4.6万亩,其业务包括垦殖、园艺、畜牧、森林和加工运输等。另有柳城华侨公司承垦土地17580亩。[6]为改善投资环境,华侨还纷纷投资于近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印尼华侨沈笃天、沈善腾兄弟在贺县八步成立了“利达公司”,有运输汽车20多辆,除在城内运营外还往返于桂东地区各城镇间从事货物运输。华侨赵丽泉把在新加坡、柬埔寨和越南西贡等地经营积累的资金转回北海(时属广东),开办钦廉地区第一家发电厂——廉北珠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近代侨商对广西的投资和对工商事业的关注,加速了广西社会早期现代化步伐,对广西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大省的经济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
  [1]李文昭编《马来亚八桂考实录》,吉隆坡,马来西亚八桂文化出版社,1961年,第66页。
  [2]覃德文主编《南洋八桂通鉴》,吉隆坡,马来西亚八桂文化出版社,1963年,第64页。
  [3]《博白县侨情资料》,赵和曼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 87页。
  [4](清)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十一帙,转引自赵和曼编:《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7页。
  [5]毛鹏:《华侨与芒街陶瓷的兴衰》,《八桂侨刊》,1987年第1期。
  作者刘吕红: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成都)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阙敏: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