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1期
典型象征符号——陈列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的“月老”
作者：李 鑫 刘德发
【摘要】典型的历史遗存物既是历史的“确证”，又是形象思维中文化意义上的“象征符号”。陈列展览中的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恰如一对恋人，靠着典型象征符号这个“月下老”的牵线搭桥，终会成就一桩美满“姻缘”。换言之，典型象征符号是维系形式设计与内容设计和谐统一的重要线索。
一、博物馆的“物”——历史文化的典型象征符号
“物”是博物馆（包括纪念馆、各类专门的自然及艺术展示机构，下同）理论与实践中的核心，苏东海先生在《博物馆物论》中指出：“博物馆不仅保护和提供古代的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实物遗存，而且保护和提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中的有代表性的社会与自然的遗存实物。人类已经建立起来的５万多座博物馆，聚集起来的巨大数量的历史遗存物，为人类保存了认识自然、认识自己的特殊的知识资源。”［１］这段话具体阐明了博物馆是“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国际博协定义），同时提示我们，博物馆的“物”是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存”，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文化的典型象征符号。它们为我们储备了巨量的“知识资源”，而如何开发与赏析，还需要我们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学会艺术的形象思维。
现代传播学认为，一切知识和信息的载体可统称为符号。人们在不间断的社会实践中，为了交流和传播的需要，创造出了极为庞大的媒介体系，形成了人类社会独有的符号系统，各种语言、文字都是这个符号系统中的一员，历史上各地域、各民族在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独特风俗、器物制度、常用图案纹饰等，都隶属于广义的符号范围。博物馆的“物”作为真实的客观存在，在我们的感觉和印象世界里便转换成一组组有代表性的，或者说“典型的”符号，这些符号在我们头脑中经过复杂的“编码解码”过程，还原输出为我们通常所谓的知识或信息，这一过程离不开形象思维的参与。
至于“象征”，它似乎随着人类文化的起源而起源，可以说它已经内化为我们思维的重要特征，当人们创造符号的时候，便赋予了它文化象征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２００２年增补本中这样解释“象征”：“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或是用来象征某种意义的具体事物。”“象征”表明了思维中“具体事物”与“某种意义”之间的桥梁或纽带的存在，同时“象征”还是符号的基本功能。可以说，符号的本性是抽象的，也是象征的。
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同时经历着创造与消亡，然而消亡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完全消灭，多多少少的遗物或遗迹由于各种原因得以保存下来，辗转流落到各类收藏机构或个人手中，或者作为不便移动的遗址、纪念地等加以保护，这其中颇具规模和体系、荦荦大观的藏“宝”者当属博物馆了。这些侥幸保存下来的历史文化见证物构成了联系过去的符号群落。与如火如荼的“今天”相比，流传下来的东西显得太少了，然而正因其弥少而显得格外珍贵，其作为象征符号的意义和价值就显得非常突出。
一件精美独特的具体器物，经过人们多次识别积累起一定的共识，这时候它已不再是单纯的器物，而是渐渐演绎为某种符号、某种象征，表达着某种特定的文化内涵，代表着特定的历史事件及人物事迹。万年前的陶片起码表达了当时人们抟土成器、深谙用火之道的骄傲，或许还表达了人们逐水定居，集群分工，甚至文字符号萌芽的生存状态；夏、商、周三代，鼎簋秩然，庄严肃穆，透过那一件件国之重器，我们不由得想起严格等级制度下的钟鸣鼎食，还有威权的象征——禹作九鼎及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更有苍璧祭天、黄琮祀地及金缕玉衣等等，这些典型器物无不具有深厚的象征意味，透射着典型象征符号的艺术和审美。
二、典型象征符号：形式设计的法宝
典型象征符号最直观的功能当推标识与认同。博物馆的形式设计者如果充分理解和把握了文物作为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的意义和价值，工作起来势必会事半而功倍。以河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神秘王国——战国中山国》为例，中山王墓出土的文物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标识性文物当推大型青铜“山”字形器、四龙四凤铜方案、错金银双翼神兽等，在形式设计者眼睛里，它们提供了难得的象征符号。于是，设计人员围绕这些典型象征符号营造“神秘”的氛围：“门厅空间的设计着力体现出一种古朴的历史神秘气息。门的两侧由中山国独有的错金银双翼神兽灯箱片衬托，像传统的石狮一样，威风凛凛地镇守在大门两侧；门的正上方是中山国出土的代表性器物——山字形器，具有象征和标志作用。”［２］由于设计者很好地利用了几件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著名文物，达到了陈列主题与表现形式的完美统一，该陈列荣获全国文物系统首届（１９９７年）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陈列展览中，典型器物、纹饰、人物及其话语等往往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纪念意义，向来被内容设计人员所重视，形式设计者也常会奉若珍宝，将之作为可供剪裁的“符号库”。在形式设计实践中，使用典型象征符号的例子是非常丰富的。如获得第六届（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十大精品特别奖、邓小平故居陈列馆的基本陈列《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以邓小平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作为统领整个展览的典型象征符号，不仅镌刻于序厅，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陈列中除单元（说明）板醒目地刻上邓小平自己的话外，在每个专题也刻意引用了邓小平一些简单明了、有鲜明特点的格言。用同一人物的不同语句分别概括整体与部分内容在博物馆展览中是一次有益的尝试。”［３］正因设计者抓住了典型历史人物的典型话语作为典型象征符号，才能够很好地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雅俗共赏的效果。再如邯郸市博物馆的《中国磁州窑瓷器展》，观众进入序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装饰有磁州窑典型纹饰图案——黑釉花卉的立体横轴，其伸展开的一侧以一件磁州窑的典型器物模型压轴，而影壁的底纹则是磁州窑所出匣钵［４］。如此立体抽象地运用典型象征符号实现序厅的功能，表现了设计者高超的技巧。
三、典型象征符号——达成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的媒介
陈列展览中的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恰如一对恋人，靠着典型象征符号这个“月下老”的牵线搭桥，终会成就一桩美满“姻缘”。换言之，典型象征符号是维系形式设计与内容设计和谐统一的重要线索。
要筹备精彩的陈列展览，形式设计同内容设计一样不可或缺。目前，例证中国博物馆界，形式设计的范围和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拓展，形式设计在展览筹备及制作实施中的重要性正在上升，耗资千万的“大制作”已非凤毛麟角。尽管如此，形式设计不仅不能脱离内容或离题较远，而且实践证明，形式设计只有与内容设计相融相扣，互扬互衬，才会产生好的客观效果，人们也才容易接纳和认可。
内容设计要求从纷繁的历史现象和大量的历史遗存中理出头绪，确定主题，进而通过发掘那些有“代表性的”物证，揭示其中的社会文化内涵。比较而言，形式设计更关注陈列展览整体与部分的视觉和谐，更关注艺术美的再现。两者尽管关注点不同，但总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突出和深化主题，为了影响和感染观众。那么如何将二者统一到一个“家庭”里面呢？周晓庆先生在《关于陈列“内容与形式”的几点思考》中提出：“陈列的艺术化就是要求利用形象思维，借助想象的翅膀，让内容和形式的每一种元素都要围绕主题展
开。”［５］笔者以为，在一个展览的主题确定后，找出这一主题的典型物证即典型象征符号，并围绕它展开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的思路，不啻为一条重要的线索和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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