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2期
河北北朝墓志札记（七则）
作者：赵生泉 史瑞英
【摘要】文章根据河北一带近年出土的11方北朝墓志、砖刻，结合相关史料，对所涉及的志主身份、背景及北朝时期的历史、地理等作了一些考证和探索，同时对志文中的个别俗字、别字逐一考订。
碑志补史、正史，古来有征。河北一带乃北朝重地，历年出土魏、齐墓志颇丰，但研究、流传一直不广。近来我们搜集到许多省内北朝墓志，欣赏、阅读之余，乃援引经史，或释时地，或明人事，以期同好一哂。
1、赵谧墓志
《赵谧墓志》（图一）[1]出土于河北赵县，原石未见，惟有拓片而已。拓片作长方形，纵45厘米，横35厘米，而不像常见墓志那样作正方形。形制之外，其内容也比较特殊，通篇12行，满行15字，首2行为志题，末2行为年月，中间8行为铭，铭前却没有序文。其文曰：
大魏故持节龙骧将军定州刺史赵郡赵谧墓志铭
远源洪，与赢（嬴）分流。族兴夏商，锡氏隆周。曰维汉魏，名哲继进。行义则恭，履仁必信。笃生君侯，体苞玉润。文以表华，质以居镇。含素育志，非道弗崇。声负璇响，迹馥兰风。贵闲养朴，去竞违丰。形屈百里，情寄丘中。报善芒昧，仁寿多褰（蹇）。辞光白日，掩驾松山。深灯灭彩，垄草将繁。德仪永注，清尘空传。
魏景明二年岁次辛巳十月壬戌朔廿四日乙酉造
按，赵谧虽于史无闻，《魏书》卷93、《北史》卷92《恩幸传》却皆为其子赵修立传。修乃赵郡房子人，以白衣左右给事孝文帝太子元恪，甚得亲幸。孝文卒，恪即位，是为宣武帝。帝亲政后，修以旧人，颇得宠遇，仕至散骑常侍、镇东将军。因不闲书疏，故不参文墨，但为人贪鄙，贿之者多不次擢升。后为高肇、甄琛所谮，鞭杀之。《魏书》本传称修“父惠安，后名谧，都曹史，积劳补阳武令。修贵，追赠威烈将军、本郡太守，及葬，复赠龙骧将军、定州刺史”，与志题正合。同卷又说：“修之葬父也，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酒犊祭奠之具，填塞门街。于京师为制碑铭，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致本县。财用之费，悉自公家。凶吉车乘将百两，道路供给，亦皆出官。时将马射，世宗留修过之。帝如射宫，修又骖乘，辂车旒竿触东门而折。修恐不逮葬日，驿赴窆期，左右求从及特遣者数十人。修道路嬉戏，殆无戚容，或与宾客奸掠妇女裸观，从者喧哗，诟詈无节，莫不畏而恶之。”又据《魏书·世宗纪》，宣武帝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丁巳即位，景明二年（501年）正月庚戌亲政，五月壬戌诛咸阳王元禧，家财入于修及高肇，与本传、志文恰相表里，表明该志制作之日，正是赵修权势显赫之时。
又，“于京师为制碑铭”一语，意味着赵谧的碑志可能出自上层文士之手。《北史·高聪传》称：“宣武亲政，除给事黄门侍郎，后加散骑常侍。……赵修嬖幸，聪深朋附。及诏追赠修父，聪为碑文，出入同载，观视碑石。”则高聪应该是作文之人。目前墓碑已佚，此志就更显珍贵了。不过，尽管出自名人之手，又精工制作，该志文字还是有些错误，如“仁寿多褰”中的“褰”本义为套裤，引申而有撩起、缩叠之意，与上下文意不合，愚意应作“蹇”，困苦之意也。
有人认为“制”即撰文兼书丹，并由此推论高聪是此志的书丹者。但是，从《北史·刘昶传》所记太和十七年（493年）“帝因以所制文笔示之”一事及上引赵修传文来看，这一结论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因而也是不足凭信的。
2、兴和二年大将军砖
此砖（图二）应作于东魏兴和二年（540年），定州出土，拓片约35×32厘米，计6行33或34字，损5或6字。铭文曰：
大魏兴和二年□大将军在戊（戍、戌？）午岁次庚申二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定州□□□□□。
其书法笔致丰润，意态翩翩，既存平画宽结之体，又寓斜画紧结之意，亦宽亦紧，亦放亦收，虽然难以确定作者身份，却可以肯定他绝对不是不通文墨、不谙书道之人。究竟什么人能请到这样高水平的作者？刘恒先生根据《北史·齐本纪上·神武纪》所载北魏太昌元年（532年）四月戊子“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万户。神武辞天柱，减户五万”的记载，推测此砖可能与高欢有关[2]。但是，高欢此前已攻占邺城（今临漳西南），且有意迁都于彼，而是年七月后又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此后驻节晋阳之外，或朝洛阳，或朝邺都，未闻有定州之行，那么，定州又为何因他而铭石呢？又，《北史·房谟传》：“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请在左右，拾遗补阙，固不肯行，神武责而罢之。未几，出为兖州刺史。”时当536年。所谓“行定州事”即代行定州刺史职责，房谟虽然没有赴任，但也足以表明当时的定州刺史不一定就是高欢。
铭文第二行最后两字，乍看似“戌午”或“戍午”，然而前者非干支，后者非地名，而且无论哪种读法，都不能连贯成文。余意曾以后者近是，即“午”乃“伍”字之讹，联言即大将军身在军旅之意。但以古人行文规律来看，这里应该是表示时间的干支。准此，“在”后当作“戊午”，即东魏元象元年（538年）也。据《北史·齐本纪上·神武纪》，是年八月，高欢于河阴大破西魏军；而前一年即天平四年（537年）十月，却大败于沙苑，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河阴之战的胜利无疑具有超过战役本身的意义。就此而言，其世封之地定州刻石以资纪念，也在情理之中。
此外，铭文还有两点极难理解：其一，首行“年”下似损一字，而这样一来，它的字数就要超过其他行；其二，第一、三、四行所记年、月、日干支皆无误，应系连缀之文，但若如此，则第二行为赘疣矣。凡此种种，均需进一步推求。
3、天保七年张氏砖
河南安阳郊区近年出土两块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墓砖，俱黄土烧制而成，长约35厘米，宽16.5厘米，厚4～5 厘米。二砖均刻三行界栏，其一满行10字，铭曰：
大齐天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恒州高 （柳）郡安阳县若干子雄妻张铭记也。（图三）
其二满行8字，铭曰：
夫人姓张，字比娄，年十八，安定人也。祖悟，歧（岐）、秦二州刺史孙女。（图四）
二者内容有一定联系，似为一套砖志，即前者犹盖，后者犹志也。
铭中为蓼之讹，与柳音近而误，则高郡即高柳郡（今山西阳高县）。换言之，此处的恒州并非现在的正定。据《魏书·地形志上》，道武帝天兴（398～404年）年间置司州，治平城，孝文帝太和（477～499年）中改曰恒州，殆以临近恒山故也。孝昌（525～527年）中起义六镇部众攻占，天平二年（535年）复置，寄治于肆州秀容郡城（今山西忻县西北25公里）。作为恒州属郡，高柳郡置于孝武帝永熙（532～534年）中，辖高柳、安阳二县。后者两汉、晋时属代郡，称东安阳，约在今河北阳原县东南揣骨、西马圈一带。据《魏书·地形志下》及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一、二，安定郡故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北朝时属泾州管辖。岐、秦二州则分别在今陕西凤翔县东7.5公里、甘肃天水市西南。
《北史·若干惠传》说：“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南）人也。其先与魏同起，以国为姓。”可见若干乃鲜卑复姓。北朝诸史所见姓若干者俱出西魏北周一系，如若干惠之父树利周战死于征葛荣之役，赠冀州刺史。惠仕西魏宇文泰，至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长乐郡公。子凤袭爵，后进封徐国公。《北齐书·斛律金传》又称武定五年（547年）高欢死后，子澄嗣位，侯景叛降西魏，西魏遣大将李景和、若干宝援景，金率众逼退之。同书《段荣传》亦载武平二年（571年）二月，周师攻齐，荣子韶随左丞相斛律光出战，五月，袭破周军，擒其仪同若干显宝等。若干惠受宠遇于宇文泰，子孙繁衍，宝及显宝或皆与之有关。子雄既署籍恒州，与惠应无直接联系，但惠祖先“与魏同起”，似乎不能排除其部族中人有居于平城者。同时，若干子雄夫妇及张悟虽不见于史传，而从他以临近北魏旧都平城的安阳为籍贯来看，其家族与皇室的关系着实不浅，应有跟随东魏帝室南迁洛阳，继而东迁邺都之可能。当然，其家族未曾随孝文帝南迁，却因几十年后的六镇起义及由此引发的新一轮民族迁徙而辗转定居邺都。此砖出土于连接冀南、豫北的安阳，即足以说明这一点。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