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3期
宋常祜墓志铭补说
作者：陈瑞青 吴玉梅
志文中有“广平宋柄撰并书”、“王诜刻石”等语，吴文认为“刻石者王诜，身世未署。据史载，苏东坡在出知定州军州事时，曾‘退小吏高俅，使从王诜’。此王诜与刻石者是否为同一人，暂不可知。按宋代墓志的一般规律，撰文、书丹及篆盖者皆留其出身或官职，刻石者亦多署其籍贯。此墓志的撰文、书丹者宋柄只有籍贯而无出身及官职，刻石者王诜则籍贯亦未记，他们的生平、身世以及与苏东坡有无关系，尚待考证。”[1]笔者翻阅文史类工具书，并没有发现关于宋柄的相关资料，但对于王诜的记载却十分丰富。王诜，字晋卿，太原人，徙居开封，全斌裔孙。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以右侍禁、驸马都尉选尚英宗女舒国长公主[2]。熙宁十年（1077年），为绛州团练使[3]。元丰二年（1079年），以交结苏轼，追两官勒停[4]。三年，妻公主死，再责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七年，徙颍州。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复驸马都尉。克年，叙文州团练使。官至留后。谥荣安[5]。王诜工诗善画，家筑“宝绘堂”，藏历代法书名画日夕观摩，精于鉴赏，苏轼为之题记。他广交苏轼、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众多文人雅士，“析奇赏异”，酬诗唱和，李公麟曾画《西园雅集图》经纪胜，其风流蕴藉有王谢家风气。能诗，亦工山水，学李成皴法，以李思训金碧统之，融两家法规而出新意，在水墨勾皴基础上，“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独具风貌。喜画“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他人难状之景，将锦绣河山展现画幅中，深得好评。苏轼谓其“得破墨三昧”，有“郑虔三绝居有二，笔执挽回三百年”句。兼写墨竹，学文同，亦工书，真、行、草、隶皆精。事见《宣和画谱》卷12、《宋史》卷255以及《东都事略》卷20《王全斌传》。《宣和画谱》著录御府藏其作品有《幽谷春归图》、《晴岚晓景图》、《烟岚晴晓图》、《烟江叠嶂图》等35件。传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烟江叠嶂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王诜是宋代著名的书画家，如果墓志刻石者王诜与书画家王诜为同一人的话，无疑常祜墓志在书法史上将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笔者看来，志文中出现的刻石者王诜不太可能是史书中记载的书画家王诜。理由如下：
第一，王诜确有到定州任职的记载，但此记载与正史有别。笔者翻检史料，发现只有一条材料能够证明王诜曾在定州任职。《宣和画谱》卷12《渭川晚晴图》：“驸马都尉王诜，……历官至定州观察使、开国公、驸马都尉，赠昭化军节度使，谥荣安，今御府所藏三十有五。”这条材料历来被研究王诜者使用，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中却没有关于王诜任“定州观察使”的记载，这说明王诜任定州观察使的史实还不是十分明确。
第二，即使王诜真的任过“定州观察使”，以志主的地位和身份，王诜也不太可能去为志主常祜刻石。《宋史》卷166《职官六》：“观察使：无定员。初沿唐制置诸州观察使，凡诸卫将军及使遥领者，资品并止本官叙。政和中，诏承宣、观察使仍不带持节等。”宋代的观察使承袭唐代，是一州军政长官，由诸卫将军及观察使遥领，一般不到州任职。这说明宋代的观察使是一种加官，已经逐渐由实职向阶官转化。退一步讲，即使王诜真的到过定州任“观察使”，以志主的地位和身份，王诜也不太可能为他的墓志刻石。志主常祜只是在晚年时才“恩授本州助教”，仅仅是地方上的一名普通教员。定州助教的地位与王诜驸马都尉的身份相差悬殊，从常理上讲，王诜不太可能屈尊为其刻石。
第三，志文中已清楚地表明，“王诜”的身份是刻工，即“刻石”者，与身份地位煊赫的驸马都尉王诜应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
综上所述，常祜墓志中的“王诜”只是一名刻工，机缘巧合与书画家、驸马都尉王诜同名同姓，而且生活在同一时代。只有弄清了志文中“王诜”的真实身份，才能对墓志作出客观的评价。
吴先生从书法的角度分析了墓志的价值，笔者比较赞同吴先生的说法。但常祜墓志除了在书法上为“宋代墓志书法之精品”，而且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它反映了宋、辽两国在定州地区进行政治争夺的史实。下面分析一下墓志的史料价值。
志文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常祜有个同学在门馆偷窃了他的钱财，常祜追及不但不责怪，反而加以慰饯。其后这个人获得伪官来见常祜，言尚有一伪官要献给常祜，以为昔日之报，常祜不为，且告诫说：“尔既我念，则勿与他人。”大意是说，你既然还挂念我常祜，就不要将伪官送给他人，反映了常祜高尚的民族情操。志文中的“伪官”应当是指汉人担任辽国官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与定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宋史》卷86《地理志二》：“中山府，次府，博陵郡。建隆元年，以易北平并来属。太平兴国初，改定武军节度。本定州。庆历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抚使，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政和三年，升为府，改赐郡名曰中山。” 定州在北宋开国之初即归属宋朝管辖，太平兴国初，改定州为定武军。《太平寰宇记》卷62《河北道》记定州的“四至八到”为：“西南至东京一千一百二十里，西南至西京一千二百二十里，西南至长安二千八十五里，东至瀛州二百八里，南至赵州三百一十七里，西南取藁城县至赵州一百九十里，西至镇州一百二十四里，北至蔚州四百九十里，东南至深州一百七十三里，西南至镇州一百七十三里，西北至镇州行唐县七十三里，东北至州二百五十里。”定州处在宋辽两国的交界地区，两国在定州的政治斗争比较激烈，如《契丹国志》卷6《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记载：“（保宁三年）冬十一月，遣骑六万攻宋定州。宋太祖命田钦祚领兵三千战于满城，马中流矢而踣，骑士王超授钦祚马，复振，乘胜至遂城。我兵围之数日，钦祚度城中粮少，整兵开南门突围一角而出。” 又如宋王称撰《东都事略》卷4《真宗本纪》记载：“（开宝）六年夏四月，契丹入寇，王超逆战于定州之望都，王继忠陷于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五代后唐末，契丹帝耶律德光（即辽太宗）通过扶植石敬瑭为后晋皇帝，割取了燕云十六州（今北京至山西大同地区），并以此为基地，不断遣兵南袭。后汉灭亡后，辽在河东（治太原府,今太原南晋源镇）北部扶植北汉,作为燕云地区的屏障。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代周称帝后，即有先取北汉、再复燕云的企图，多次遣军攻北汉，辽亦不遗余力地给北汉以军事支援。宋辽之间争端迭起，矛盾日深。辽国控制了燕云十六州，给北宋在北部边疆带来很大的军事压力，钱若水在《上真宗论备边之要有五》中分析说：“盖当日幽蓟于唐北门，命帅屯兵扼其险阻，所以胡马不敢南牧。自晋祖割地之后，朝廷自定州西山，东至沧海，千里之地，皆须应敌。”[6]在定州地区，辽国间谍活动亦十分频繁，在这方面，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志主常祜的同学很显然是要拉拢他投奔辽国，只不过志主比较坚持民族操守，没有答应同学的要求罢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墓志中出现的“王诜”与正史中的书画家王诜应当是两个人，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大体相当，但身份、地位相差悬殊，志文中的“王诜”只是一名普通的刻工而已。在文献价值上，志文为我们留下了辽国间谍在定州活动的例证，为研究宋辽两国在定州地区进行政治争夺的情况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材料。
［1］吴磬军：《宋常祜墓志铭浅说》，《文物春秋》2005年4期。
［2］《宋会要辑稿》帝系8之50。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2神宗熙宁十年六月甲戌。
［4］同［3］，卷301神宗元丰二年十一月戊午。
［5］同［2］，礼58之91。
［6］《宋名臣奏议》卷130。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