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4期

关于石片台面研究问题的问题

作者:卫 奇




  统计数字显示:石片台面分类法尚未被大多数同行采用。但是,笔者不认同《商榷》一文所说的“如果被大多数同行所拒绝,则只能算做地质学家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茶余饭后的助兴谈笑话题罢了。”[29] 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是不断推陈出新的,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开始无疑是“少数”,而且往往会受到旧势力“多数”的压制。所以,笔者认为科学问题的论证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思想方法是非常不恰当的。
  5、当今的职业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应该德才兼备, 既有高尚的道德, 又有高超的技艺,并且必须在工作部门受到器重,同样应该得到同行的赏识。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对事业充满激情和责任心,在科学活动中必须老老实实,绝对容不得哗众取宠甚至弄虚作假。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必须具备有关科学基础知识并受过专门训练,不仅能够有效地组织田野调查和发掘,而且有能力客观提供田野工作的科学资料分析并做出合理判断[30]。
  
  本文写作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善意忠告和有益帮助,在此向他(她)们致以衷心感谢。
  
  [1] 卫奇:《新世纪寄语》,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世纪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高星、侯亚梅主编,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5~16页。
  [2][8][29]李炎贤:《关于石片台面研究的一些问题——兼与卫奇先生商榷》,《江汉考古》2004年2期,第35~42页。
  [3] 卫奇:《石制品观察格式探讨》,载《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邓涛、王原主编, 海洋出版社,2001年,第209~218页。
  [4] 周明镇、张弥曼:《“迟到的信息”——关于分支(支系)系统学的两篇〈前言〉》,《古脊椎动物学报》1985年4期,第307~316页。
  [5] 刘景芝译、裴树文校:《外国学者看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春秋》2001年5期,第75~78及61页。
  [6] 柯云路:《人类时间——透视人类文化现象》(上部·文化学批判),改革出版社,1999年。
  [7][28] 李炎贤:《关于石片台面的分类》,《人类学学报》1984年3期,第253~258页。
  [9] 李炎贤:《观音洞——贵州黔西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86年。
  [10] [22] Oakley, Kenneth P.《Man the Tool-mak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1~101.
  [11] 奥克莱·K.P.著、周明镇译:《石器时代文化》,科学出版社,1965年。
  [12] 盖培:《阳原石核的动态类型学研究及其工艺思想分析》,《人类学学报》1984年3期,第244~252页。
  [13] 张森水:《丁村54:90地点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1994年3期,第209~222页。
  [14] 高星:《周口店第15地点剥片技术研究》,《人类学学报》2000年3期,第199~215页。
  [15] 侯亚梅:《“东谷坨石核”类型的命名与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2003年4期,第279~292页。
  [16]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33页。
  [17] 裴树文、高星、冯兴无等:《井水湾旧石器遗址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2003年4期,第261~278页。
  [18] 贾兰坡:《旧石器时代文化》,科学出版社,1957年。
  [19] [20] [26]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21]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质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23] 大场正善、佐川正敏:《平城京左京二条二坊十四坪发掘调查报告——旧石器时代编(法华寺南遗迹)》,《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学报第67册》,奈良文化财研究所,2003年。
  [24] 李炎贤、黄慰文:《云南宜良旧石器调查简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年第6卷第2期,第182~189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
  [27] 陈淳、王波:《旧石器考古学的新进展》,《自然科学和博物馆研究》2005年创刊号,第117~131页。
  [30] 卫奇、陈哲英:《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反思》,《文物春秋》2001年第5期,第1~6页。
  〔责任编辑:张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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