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5期
宁夏须弥山北周洞窟建筑及造像探析
作者：韩有成
人以珠圆玉润的感觉。佛像多作低平肉髻或薄发无髻，面形由北魏时的瘦削变得圆润丰满，双肩宽厚，腹部略凸起，体态健壮；着褒衣博带式袈裟，有的内着僧祗支，胸前系带打小结，衣着宽松，衣纹疏密相间；裙摆覆于座前，摆褶繁缛重叠，裙摆宽博，内外三层，衣纹呈人字形展开，端部基本为平角状，下垂部分较长，突破了北魏以来那种垂直平行、富于装饰意味的风格而变得流畅自然。菩萨像头戴花冠，两侧宝缯垂肩，面相浑圆，颈饰桃尖形或圆环形项圈；上身缠衣巾，下穿折腰细裙，裙腰外翻，肩胛丰腴，腹部微起，披巾横于腹膝部二道和交叉穿环，一端搭在肩部，一端下垂提在手中；以双肩垂挂璎珞者居多，璎珞主要在体侧绕环，少量的在腹部与莲花饰交结；一手下垂持披巾、香囊或它物，一手上举胸前持莲花等物。璎珞、项饰、手镯、臂钏等的雕刻都比较考究。在雕刻技法的处理方面，这个时期也还在逐渐改变北魏时期那种规律化处理衣纹的技法，采用直平阶梯形的刀法表现衣纹，其刀法圆润，衣褶层次多，但颇显厚重。
须弥山北周洞窟使北方民族大融合和南北文化交流这一时代特征在佛教石窟艺术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化了的北周石窟造像艺术的风格和特征。
须弥山北周洞窟形成的历史背景
固原位于宁夏南部，地处黄河中上游，自古以来就是西北的军事重镇，史称“据八关之要隘”，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关中通往河西走廊、大漠南北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是丝绸之路由长安到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地，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要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固原先后出土了许多北朝文物，充分证明固原不仅历史文化丰富，而且是各种外来文化的交融之地。如1981年发掘的北魏墓中出土的漆棺画十分引人注目，在漆棺的前档方框及侧档连珠圈内绘有许多菩萨形象，皆有头光，发束高髻，面相方圆，上体袒露，戴有项圈、臂钏、腕钏，披巾呈圆环状绕肩。这与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形象相似，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所致。又如1983年发掘的北周柱国将军、原州刺史李贤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鎏金银瓶、玻璃凸钉碗及陶俑、壁画等珍贵文物，亦是外来文化的遗物或受外来文化的影Ⅱ向。固原丰富的文化内涵为须弥山凿窟和造像提供了源泉和借鉴。须弥山石窟西邻著名的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南对天水麦积山石窟，东邻庆阳泾川南、北石窟寺，是宁夏境内最大的石窟群，也是研究固原及陇东地区北朝至明代佛教流传隋况的重要资料。
须弥山石窟初创于佛教盛极一时的北魏时期，到北周时开窟造像达到了高峰，而且形成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与北周皇室及民间礼佛修德的风气大盛有关外，也与当时固原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同原北朝时称原州，是北周太祖宇文泰的发迹之地。宇文泰从原州起家，而后入主长安，他在军事上依靠的重要力量之一便是李贤一族。自宇文泰始，北周的数代帝王出于军事和人事上的考虑，都十分注意经营长安东北的同州(今陕西大荔)和长安西北的原州(今宁夏固原)，原州也随之成为长安西北的军事重镇。在宇文泰之后，先后有数名从将出镇原州刺史，如长孙邪利、李弼、王盟等，但任原州刺史时间最长的还是李贤。宇文泰在原州驻军期间，因“军令严肃，秋毫无犯”而得到当地居民的积极支持。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太祖(宇文泰)奉魏太子巡抚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陇，刻石纪事；下安阳，至原州，历北长城，大狩。”“遂幸贤第，让齿而坐，行乡饮酒礼焉。”并将其子宇文邕(以后的周武帝)和宇文宪(以后的周齐炀王)寄养在李贤家达6年之久。至周武帝即位后西巡，仍“幸贤第”。从李贤与宇文氏家族过从如此密切的关系中，可见北周对经营原州这一地区的重视，同时也表明了原州同长安的密切关系。
由于李贤地位显要，在任原州刺史的十余年间，原州实际上是李贤一族在经营，而且是作为讨伐北齐的后方基地而被致力经营的。继李贤之后，先后有其弟李远、李穆及窦炽等人主政原州，这些来自长安的显贵大都崇信佛教，故都有可能带来长安的佛教造像样式。李贤在文献中虽未提及其信佛之事，但其弟李穆在长安造修善寺，“建兴佛殿，起立僧坊，禅室钟台，靡不精丽，讲堂门屋，咸悉高华。”窦炽是一个比较廉洁清明的官吏，西魏废帝元年(552年)任原州刺史，在十余年的任期内政绩卓著，去职后原州百姓还十分怀念他。窦氏家族阖门崇佛，《辩证论》卷4记窦炽“建白马、梵云二寺”。天和四年(569年)北周曾筑原州城，加之北周均田制在原州的实行，均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石窟的开凿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
李贤家族及显贵窦炽等发迹于原州，且都出任过原州地方官吏，故须弥山北周洞窟的开凿与这些地方官吏有着很大的关系，原州受到长安佛教以及造像样式的影响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在北周时期佛教石窟的营造上，大都督李允信在天水麦积山开凿了规模宏大的七佛龛，随宇文泰讨伐北齐有功的尉迟迥在陇右任上，于武成元年(559年)在武山拉梢寺修造了40米高的摩崖造像，任瓜州刺史的于义在敦煌莫高窟开凿了规模较大的第428窟。那么，相对于时局安定的原州来说，有李贤、窦炽等一批地方官吏的致力经营，又处于佛教盛行时期，在须弥山开凿出如第5l窟这样规模宏大，如第45、46窟这样精美的洞窟当也在情理之中。
须弥山北周洞窟与中原等地石窟的相承关系
须弥山北周洞窟在窟龛形制、题材内容、造像特点诸方面，其风格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除了具有地方特点之外，还受到来自中原巩县石窟及南部麦积山石窟的影响，同时又融合了北齐石窟的某些特征，也直接反映出北周时期都城长安佛教造像的特点。
在窟龛形制方面，沿袭了本地两魏时期中心柱洞窟的传统做法，这也是中原北方地区北朝石窟中的主要窟形之一。窟内雕凿中心柱是须弥山北周洞窟的显著特点，而中心柱窟是源于印度的支提窟和西域的龟兹型窟。从时间上来看，印度在l世纪出现支提窟，约在4、5世纪西域龟兹境内出现凿甬道的中心柱窟，5世纪末河西地区出现中心柱窟，5～6世纪晋、豫及其以东地区出现中心柱窟，而须弥山出现中心柱窟是在6世纪，显然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但早期中心柱的柱体融合了高层建筑方塔的形式而为塔形，柱体上的造像更为丰富，如云冈第1、2、6、39等窟的中心柱多作多层塔式。到北魏晚期，中心柱形制开始发生变化，即由多层塔式向单层方柱式演变，如巩县石窟既有上、下两层的云冈旧制(如第4窟)，又出现单层方柱的新制(如第1、3窟)。北齐时，旧形制消失，如南响堂第1、2窟，水浴寺西窟，姑姑洞下窟皆作单层方柱。窟内雕凿中心柱成为我国北朝各代石窟中最主要的建筑构造形式，且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如云冈、巩县、响堂山等石窟中的中心柱，并形成一种新的样式而影响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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