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6期

考古出土汉玉的历史学观察

作者:石荣传 陈 杰




  玉璧随葬最早可追溯到良渚文化时期。在先秦,玉璧主要用作礼器和装饰,汉代玉璧的作用增加,除了继承先秦玉璧的作用外,还用于玉敛葬。作为葬玉的玉璧主要铺于墓主身上、身下,人们大量随葬玉璧就是希望通过这种礼器来与上天沟通,因此墓中随葬的玉璧是葬玉与礼玉的结合。
  葬玉璧所体现的神仙方术思想在于它的纹饰。在玉器神化的过程中,当造型不足以承载其思想内容时,人们开始借助纹饰来表达特定的社会内涵,如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虽然玉璧的纹饰多种多样,但作为葬玉的玉璧纹饰却较为统一,主要有龙纹、凤纹、龙凤结合三种。
  龙自中国史前社会起即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传说中能载人上天的龙,在人们的意识中是一种通天的神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到了汉代,龙纹极为盛行,据说“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葬玉璧上的龙纹造型多为一首两身式,平面线雕:头为正面图案,头以后身体从中对剖为两半,沿玉璧弧面向两方延伸,这样既可使龙体变得修长,又可增加龙的神秘感,表现其无上的能量。
  从先秦发展而来的阴阳五行说认为:凤,火精也,火为阳,即凤是阳兽;龙是水中神兽,水为阴,龙为阴兽;龙凤合璧表示阴阳相辅。这两种纹饰雕在葬玉璧上,将神仙方术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死者的灵魂在龙凤神兽的导引和簇拥之下,由玉衣头顶的“璧门”顺利升入天国。由玉璧上纹饰的艺术风格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升仙思想的痴迷和狂热,“艺术和宗教是人们摆脱现实环境达到迷狂境界的两个途径,审美的狂喜和宗教的狂热是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派别,艺术和宗教是达到同一类心理状态的手段。”[12]
  两汉墓葬中另一个与玉璧有关的现象是,两湖一带楚式墓中随葬玉器很少,但是在棺盖上用彩漆直接绘出玉璧形状,或将玉璧绘在盖棺的锦幡上。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锦幡,在天门与帝阍的前部绘出一方大大的玉璧,其上缠绕二龙[13],这应该是葬玉璧在各地葬俗中的演变。
  《礼•明堂位疏记》中记载:“周代以物为,上戴之以璧,陈之而障柩车。”在考古发现中,先秦墓葬中很多在棺顶放有玉璧,与史书的记载相吻合。这也是后世“璧门”的源起。屈原《离骚》有“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句,这里的“阊阖”即是“天门”之意。《三辅黄图》云:“宫之正门曰阊阖,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门。”“璧门”应是饰有玉璧之门,可见“璧门”是取自天门之意[14]。因此两湖一带墓中所绘玉璧应是饰于“阊阖”之上的玉璧,象征天门,璧上缠绕二龙表示墓主人在此神兽的导引之下由此进入天国。
  从史前玉璧的随葬开始[15],到周时玉璧置于棺顶,归结起来皆是玉璧作为通天神器在葬俗中的演化,玉璧逐渐成为天上人间分界的象征。到了两汉时期,这种观念在葬俗中泛化为多种形式:直接用玉璧铺于身上、身下,楚式葬俗中的绘于棺顶或锦幡,到后来绘于崖墓甬道以及画像石墓中,等等。“璧门”正式成为天门之意,是天上人间的桥梁和通道。在现代葬俗中,这种寓意仍在沿用,在为故人焚纸时,就地画一大圆圈,这个大圆代表人神对接、彼此进行沟通的方式:人们在这个大圆中为故人焚烧象征财物的陪葬品,就能将其送入天国[16]。在这里,圆圈就是两汉葬俗中“璧门”的简化,是两汉葬玉璧中寓意的神仙方术思想的延续,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结 语
  在中国古玉美学发展历程中,两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是中国古玉象征寓意美的最后一个阶段,由史前发展而来的具有象征寓意美的玉器至此发展到高峰。玉器一开始就与神权和政权联系在一起,在进入历史时期后先是被等级化,这就意味着玉器被正式纳入等级制度中;继而被儒家道德化、人格化,古玉中蕴涵的含义越来越多,玉器成为等级制度的心理教化工具。在两汉,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统治者用以控制和麻痹民众的一种宗教。有趣的是,汉代上层社会追求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黄老思想同样在人们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如果说儒家理论是统治阶级维系王权的工具,那么黄老思想则是其生活的全部追求,这两种思想结合在一起,使得汉代厚葬之风盛行,葬玉制度逐步发展成熟起来。这两种表面看起来相悖的哲学思潮在玉器中达到完美的契合,将玉器的象征寓意美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说两汉玉器是先秦玉器的继承与发展,它既是艺术和政治的结合,也是艺术与宗教的结合。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1期。
  [2]孙守道:《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文物》1984年6期。
  [3]汪遵国:《良渚文化神像的辨析》,《中国文物报》(下转73页)
  (上接30页)
  1991年4月28日。
  [4]刘凤君:《中国古代玉器审美浅论》,《中国文物世界》第101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6]扬州市博物馆:《扬州“妾莫书”木椁墓》,《文物》1980年12期。
  [7]《三国志•文帝纪》。
  [8]郭大顺:《辽宁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1期。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发现良渚文化重要墓地》,《文物》1986.年10期。
  [10]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河南伊川县伊阙城遗址仰韶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12期。
  [11]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12][英]克莱夫•贝尔著,周金环、马钟元译:《艺术》,中国文联出版社,1987年。
  [13]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
  [14]赵殿增:《天门考》,《四川文物》1990年6期。
  [15]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文物》1984年2期。
  [16]陈江风:《汉画像中的玉璧与丧葬观念》,《中原文物》1994年4期。
  〔责任编辑:成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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