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第6期
北京华能热电厂明墓发掘简报
作者: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摘 要】2005年9月,北京华能热电厂在北京朝阳区王四营乡铺设管道时发现两座明代墓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遂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两座墓葬虽被盗扰、破坏,但仍然出土了玉带、金饰、银币以及墓志等遗物,不失为北京市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
2005年9月28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的北京华能热电厂在铺设脱硫循环水管道时发现两座古代墓葬。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接到该厂基建办的报告后,立即组织人员赶赴施工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此次共清理明代墓葬两座,编号为2005CWM1、2005CWM2(简称M1、 M2)。两座墓葬虽早期被盗扰,再经施工严重破坏,但仍然出土了玉带、金饰、银币以及墓志等遗物,仍不失为较为重要的发现。
两座墓葬均位于北京华能热电厂院内东侧,南距水塔105米,东距围墙14米(图一)。两座墓葬已被施工严重破坏,M1的棺木多数被移至他处。因墓葬周围多为房屋建筑所压,无法进行全面勘探,此次仅对暴露出来的两座墓葬进行了清理。
地层关系比较简单,①层为表土层,厚约30厘米。②层为褐色黏土,厚20~26厘米,包含物多为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片。③层为黑褐色土,深50~150厘米,厚100~110厘米,含有大量有机质,较为纯净,仅见少量明代青花瓷片。③层下即是粉砂质浅黄色生土。墓葬开口于②层下,打破③层,营建在生土之上(图二)。
M1破坏严重,据残迹判断其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长2.8米,残宽1.25米。墓口距离地表1.5米,墓底距离地表3.6米。内葬两棺,头向北,方向0度。东棺完全被施工破坏,仅剩棺木残痕及红色漆皮碎片。残痕长约1米,宽0.3米。西棺为楠木棺,棺盖缺失,长1.6米,宽0.8米,残高约0.5米。骨架保存较差,葬式不详。
在西棺的底部清理出铜钱14枚,应该属于殡葬的“宝钞”,有“熙宁元宝”、“元丰通宝”、“乾元重宝”、“皇宋通宝”等,有对读也有环读。在西棺南侧墓底上方约2.8米处发现墓志一合。志盖和墓志均为方形青石,边长66厘米,厚13厘米。志盖正面题“明故荣禄大夫钦差协同南京守备兼管右军都督府事怀柔伯施公墓志铭”,7列30字,皆篆书,阴刻而成。墓志正面竖刻志文40行,满行40字,共计1012字。带字面相对扣合,外施铁箍两道。
由墓志可知,墓主一为施鉴(西棺),一为其孙女(东棺所葬,年幼尚未取名)。施鉴,字彦明,生于明正统戊午年(1438年),成化二年(1466年)袭“怀柔伯”爵位。弘治四年(1491年),奉敕协同南京守备兼掌右军都督府事。弘治八年(1495年)正月,因“中风疾,医弗奏效”,卒于南京私第,享年56岁。《孝宗实录》有其生平事迹。撰文、书丹及篆盖者,均为施鉴的上司或同僚。书丹者成国公朱仪,时任南京守备;篆盖者侯瓒,参赞机务兼领南京兵部尚书;二人“掌南都一切留守、防护之事”。撰文者为南京礼部右侍郎董越。
M2位于M1东北角7米处,亦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保存稍好。长3米,残宽2.2米,墓口距离地表1.5米,墓底距离地表3.7米。M2为夫妻合葬墓,女棺在西,男棺在东,皆为楠木棺,无椁。棺外填以五花土。
东棺长1.8米,宽0.6~0.7米,残高0.4米,呈长方匣状,四角各有伞帽形带环铁钉一枚,棺盖缺失。出土的遗物有玉带板、鎏金铜带扣(残)、金饰(残)、银币、银簪、墓志等。该墓因早期被盗,故现存遗物多不在原位。
玉带板共20块,出土于腰椎附近,较为凌乱。均为白玉质地。光素无纹,正面抛光,背面均钻有穿鼻,以供缀连。可分为长方形、桃形、长条形、圆角圭形四种。推测玉带板与鎏金铜扣一起,附在带状织物上形成“玉带”,宽约8厘米(图三)。
银币均为圆形,根据尺寸可分为三种:第一种直径3.4厘米,圆孔形穿,穿径1毫米;第二种直径2.9厘米,穿径1毫米;第三种直径2.9厘米,无穿。少数带穿的银币刻有“大明通宝”、“寿山福海”字样,均为行书,对读(图四)。银币在出土时都粘附有织物碎片。
在东棺南侧墓底上方约2.9米处发现墓志一合。盖和志均为方形汉白玉,厚13厘米,边长64厘米。志盖较为特殊,系将旧顶形志盖凿去顶后重新利用,顶部凿痕明显,四刹的底部还残留有十二生肖纹,据其形制及纹饰推测应为唐代之物。带字面相对扣合,施铁箍两道。志盖正面题“明故特进荣禄大夫柱国怀柔伯施公墓志铭”,4列18字,为篆体阴刻而成。墓志正面竖刻楷书35行,满行35字,共计800余字。
由墓志可知,M2是施聚及其夫人李氏的合葬墓,M1的墓主施鉴是其孙。施聚生于明洪武己巳年(1389年),永乐七年(1409年)袭其父金吾右卫指挥使一职,历任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使、右军都督佥事,累官至左都督,“皆以军功进”。英宗复辟后,被封为“怀柔伯”,赐铁券。卒于天顺六年(1462年),死后加封“怀柔侯”,谥“威靖”。《明史》有其传,《英宗实录》也有他的生平事迹。墓志撰文者为文林郎致仕知县王荣,书丹者为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参议赵昂,篆盖者为礼部祠祭清吏司员外郎何权。
西棺长1.7米,宽0.4~0.5米,残高0.4米,缺失棺盖。出土有银簪(残)、银币等遗物。其墓志被施工损毁,志盖及墓志裂为碎块,墓志缺一角。志盖及墓志的形制、尺寸与西棺所出相同。志盖正面以篆书阴刻3列12字“明故怀柔伯夫人李氏合葬志”,墓志正面镌刻志文约30列,残存400余字。
由墓志可知,西棺内葬施聚夫人李妙明,生卒之年同于施聚,仅“差小月余耳”。在施聚死后不久,“以夫子殁感疾”而终。
通过发掘,我们初步认定这是一处明代家族墓地。因墓地大部被房屋建筑所压,无法进行全面勘探与发掘,亦无法获知施氏家族墓地墓葬排列方式、地表有无享堂、神道、石刻等细节。但施氏家族墓地的发现,仍然为北京地区明代家族墓葬的埋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例证。
北京地区出土过不少明代太监墓[1]、妃子墓[2]及外戚墓[3],高级武官墓葬的发现尚属罕见。施聚祖孙墓的发现为研究明代北京地区高级武职,尤其是“伯”级武职的葬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据《明史•礼志》记载,洪武三年立死者碑碣之制、坟茔之制,洪武五年又定丧葬之制,举凡死者所用袭衣、饭含、铭旌、敛衣、棺椁、明器等皆有法度。施聚的志盖由礼部祠祭清吏司的官员书篆,昭示着施聚的坟茔可能是工部按定制营建的。《孝宗实录》卷96记载,施鉴死后,“辍朝一日,赐葬祭如例”,明确表明施鉴的坟茔是按定制由工部营建的。据此可以获知,以M1、M2为代表的竖穴土坑墓是明代中期北京地区“伯”级武职的通行定式,这种竖穴土坑墓与砖石结构平面呈“工”字形的妃嫔墓、砖室外裹三合土浇浆的外戚墓以及砖石结构分前后室的太监墓,分别代表了明代京城范围内不同时间、不同社会阶层的墓葬风格。由于两座墓葬均已被盗,有关随葬品组合情况不得而知,但从楠木葬具及随葬的玉带、金饰、银币等情况来看,其规格颇高。
此次发掘另外一个重要收获是出土了三合墓志。三合墓志合计2000余字,涉及施氏家族谱系、明代民族政策、“世券”制度等问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墓志记录了自施聚曾祖至施聚四世孙连续八代主要家庭成员及部分姻亲的情况,提供了一份较为完备的施氏家谱。施聚的后裔多在军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其姻亲也多为中下级军官,这些内容对于了解明代中下级军官这个特殊阶层的通婚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明史•施聚传》载“其先沙漠人”,明确其祖先属于蒙古人,但语焉不详。墓志则记录有施聚的父、祖及曾祖的蒙语名字。根据墓志并结合《明史》等文献记载可以获知,施氏家族自施忠(施聚之父,原名黑厮)开始归附明政府,易汉姓,移居通州。施聚夫人李妙明的墓志中提到其兄名曰把秃,则李氏一族为蒙古人无疑。从中可以了解明王朝初期实行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迁徙、融合等情况。
墓志中还有关于“世券” 券词的记载,如施鉴的墓志中记载明朝廷赐施聚铁券时,授其“奉天翊卫,宣力武臣”。对比《明史•职官志》可知,这属于专赐给武臣的第四等称号。施聚的墓志中则出现了“券词”,如“顾劳绩弥隆,宜共恩之”,直接反映了英宗复辟后对“夺门”有功人员的犒赏,对于研究明代的“世券”制度有重要价值。另外,墓志中出现的多个当时的地名及行政区属,为明代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发掘:刘风亮、李永强
绘图:刘风亮
照相:王殿平
执笔:李永强、刘风亮
[1] 郁金城:《北京香山明太监刘忠墓》,《文物》1986年9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工商大学明代太监墓》,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
[2] 王岩、王秀玲:《明十三陵的陪葬墓》,《考古》1988年6期;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通讯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2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3]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11期;张先得、刘精义、呼玉恒:《北京市郊明武清侯李伟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4期。
〔责任编辑:张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