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期
两宋官窑研究概述
作者：成彩虹
第二阶段以杭州老虎洞窑的发现为契机，再次掀起宋代官窑研究的热潮。老虎洞窑址发现于1996年，1998～2001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发现的高等级的制瓷遗迹、高质量的青瓷标本及处理废弃瓷器的瓷片坑均彰显着该窑的官窑身份[37]，因此被绝大多数专家认定为南宋的第一个官窑——修内司官窑。汪庆正认为此窑址确“与南宋人的记载完全相符，应属南宋修内司官窑无疑”；同时认为鱼鳞状开片是修内司官窑精品的特点，并据此对一些具有这种开片的传世官窑瓷器进行了讨论和划分[38]。陆明华、杜正贤同意老虎洞窑即修内司官窑的论点，并以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印证[39]。孙新民和唐俊杰分别作了老虎洞窑与汝窑及郊坛下窑的比较研究[40]。李家治则利用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论述了修内司官窑与汝窑、郊坛下窑之间承上启下的关系[41]。一些研究者从南宋两个官窑的器物胎釉及开片特点、烧造工艺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有施远、张东的《宋代汝、官窑若干问题的研究》[42]，贺世伟的《南宋官窑分期浅析》[43]等。另外还有一系列的理化研究，提供了修内司窑与其它相关窑口相比较的科学数据和分析结果[44]。
李辉柄则持不同见解，他认为“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是两个不同的官窑品种”——修内司窑是传世哥窑，郊坛下窑是唯一的南宋官窑；他在对老虎洞窑和乌龟山窑进行比对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如出一辙的‘双生姐妹’，既看不出两窑有时代的先后，更没有产品之间的差别(同一品种)。因此，乌龟山与老虎洞窑都是南宋的官窑，是南宋官窑的重要组成部分。”[45]参与发掘和整理出土资料的张玉兰认为老虎洞窑的产品晚于乌龟山郊坛下官窑的产品，故推断其始烧于南宋中后期，是承袭了乌龟山南宋官窑，因此不可能是修内司官窑[46]。李刚则认为老虎洞窑址出土了带有八思巴文的窑具，因此“凤凰山窑址的年代不会早至内窑设立的时候”，“此窑实乃元代专仿‘古官窑’并达到‘绝类’程度的哥哥洞窑”[47]。
2002年，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联合举办了“2002中国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于2004年出版了《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共收录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36
篇[48]。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建馆10 周年的纪念文集——《南宋官窑文集》也于同年出版，收录论文26篇，包括耿宝昌、蔡和璧、李家治、朱清实等陶瓷研究专家的研究文章[49]。这两部文集成为近些年来南宋官窑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在文集中，大多数专家对“老虎洞窑即修内司官窑”的论点表示了肯定与支持，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有的还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秦大树从宋代陶瓷祭器的生产与使用情况推知，“所谓‘修内司官窑’或‘内窑’，是邵鄂提举后苑时所设‘邵局’下属的一个制瓷机构，由‘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王晋锡统领。至少在其初建之时，是以生产郊祀祭器等礼制性用器为主要目的”；而窑址的瓷片坑则是“将次品集中销毁，不使其流入市场，以保证礼器的神圣性”，反映了“专门瘗埋礼器的制度和方式”；出土器物大多采用模制成型，是“由于宋代礼器的制作都有法式，对形制、尺寸有极严格的要求”[50]。赵古山认为，老虎洞南宋官窑的前期（即窑址第二期）是修内司窑，第三期则是隶属于郊坛下官窑的试烧窑，其窑场瓷片坑是堆积试烧废品的地方，而“郊坛下官窑未发现专门埋藏废弃瓷器的瓷片坑”，是因为经过试烧，废品率降低[51]。因篇幅关系，文集中其它内容不再详述。
四、哥窑问题
“官”、“哥”不分，有关宋代官窑的研究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到哥窑问题，对此任艳文中曾对前期的哥窑研究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总结。老虎洞窑址元代地层的发现，为人们寻找哥窑窑址提供了新资料。上述两本关于南宋官窑的文集集中了大量研究文章，尤其是《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书，许多专家认为窑址的元代层与烧造传世哥窑瓷器的窑场有关。照那斯图对元代地层出土支钉上的八思巴文字铭进行了译释，认为文字皆为姓氏，其中两种的第一个字相同，为“张”或“章”字，可能与传说中烧造哥窑瓷器的章氏兄弟有关[52]。汪庆正认为哥窑窑器的釉色有灰青釉和米黄釉两类，其中灰青釉为老虎洞窑元代时期生产[53]。李家治通过对老虎洞窑元代地层出土瓷片和传世哥窑器及元大都墓葬出土的哥窑器的胎釉进行化学组成分析，认为“传世哥窑的窑址有可能就是元代时的老虎洞窑。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有一部分传世哥窑瓷是在这里烧制的”[54]。王光尧也考定传世的哥窑瓷器当是元代设在杭州老虎洞、宋修内司窑址故地的官府窑场的产品[55]。另有一些专家持谨慎态度，陆明华认为“现在肯定这些瓷片一定就是与传世哥窑完全一样的产品似乎还为时过早”，“目前还是只有把它们称为类哥窑产品”[56]。周丽丽、吕成龙等也认为传世哥窑窑址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掘[57]。
谜底尚未完全揭开，争议仍在继续，对两宋官窑的研究还将依赖于窑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对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掘。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考古技术的应用，这一系列悬案终会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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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艳：《关于宋官窑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0年2期。
［2］李刚：《论宋代官窑的形成》，《东南文化》1989年6期。
［3］刘毅：《官窑制度的形成及其实质》，《中原文物》1994年3期。
［4］［36］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8期。
［5］a. 王光尧：《从官手工业制度看汝窑——兼论宋代的官府窑业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1期；b.王光尧：《宋代官窑制度初探》，《文物》2005年5期。
［6］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7］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8］汪庆正：《官、哥两窑若干问题的探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9］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10］ a.同［2］；b.李刚：《宋代官窑探索》，《东南文化》1996年1期。
［11］陆明华：《两宋官窑有关问题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2000年8期。
［12］［42］施远、张东：《宋代汝、官窑若干问题的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2000年8期。
［13］a. 郭木森：《河南汝州张公巷窑考古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04年5月21日第1版；b.郭木森：《河南汝州张公巷窑址》，载《200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