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2期
记录我国近代史上一段重要史料的《正定隆兴寺意定和尚功德碑》
作者：贡俊录
【摘要】现存于正定隆兴寺的《意定和尚功德碑》刻立于清宣统元年，碑文记录了隆兴寺住持意定和尚修葺改造寺院、为民祈雨、开戒场等“功德”之事，其中有关义和团在隆兴寺活动和聚议等历史史实的记载，保存下了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段重要史料。
在我国众多的佛教寺院碑刻中，高僧大德之功德碑占有相当的比例，它们不仅是我国僧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其中不少内容也是重要的历史史料。现立于正定隆兴寺大悲阁月台东侧的《正定隆兴寺意定和尚功德碑》，就记录了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段重要史料。
该碑刻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无极县崔栋撰文，京都南观音寺静心山人昱明书。碑为青石质，保存基本完整（图一）。碑首四龙相交略呈长方形，中部镂空，高118厘米，宽97.5厘米，厚34.7厘米，长方形额内阴刻楷书“南无十方诸佛”6字2行。碑身抹角，高248.5厘米，宽94.5厘米，厚30厘米。碑阳刻楷书25行，满行72字，共计1552字（图二）。碑阴额内阴刻“万古流芳碑阴”6字2行，下满刻施主名号及捐献款额，共31列。龟趺座长203.5厘米，宽103厘米，高61.6厘米。
碑文首先从世界“佛、孔、耶、回、希”五教谈到中国儒教，又从儒教谈到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概况，然后具体深入至正定隆兴寺。由于寺内早年碑刻中关于该寺院的创建、沿革记载颇多，故该碑换一个角度，从来往游僧于此寺驻锡挂单的情况来反映寺院之盛况：“地当南北之冲，为往来游方栖息之所。以故丛林供亿之用，持重于他方僧徒大众，以名胜独冠于河北，挂单常住者不时而麇至。”但隆兴寺自康熙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两次大修后，随着清朝社会的政治腐败、经济凋敝，至清朝末叶，隆兴寺各方面也是每况愈下，失去了昔日的隆盛。自嘉庆皇帝西巡驻跸隆兴寺至意定和尚住持隆兴寺之前，根据摩尼殿脊枋下的墨书题记“大清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卯时上梁重修”，和写有“道光甲辰重修”的琉璃瓦、刻有“大清道光二十四年三月重修”的望砖分析，道光二十四年曾对摩尼殿上檐脊步的局部和瓦顶进行过翻修[1]，除此之外，再无任何重修的记载，以致“寺庙倾欹，客堂损漏，几来者无安团之所，游方者无随喜之地”。
光绪十二年（1886年），意定和尚由京师来隆兴寺作住持，然此碑文中却未记述意定之简况。经正定县文物保管所工作人员1977年走访调查得知，意定，俗姓王氏，祖籍正定城内北门里街，兄弟四人，排行老三。他13岁时因患病而出家至正定北关镇海寺为僧，因年幼无知，触犯了寺院戒规，挨了师傅一顿打后跑到了北京的寺院，后来当了方丈，成了光绪皇帝的替僧。1930年于隆兴寺病逝。
据碑文所记，意定和尚之功德不但及于僧侣、百姓，还“及于遐迩并及于朝廷”。其及于僧侣、百姓的功德主要有：
一、光绪十六年修葺、彩画方丈院，改造正房五间，东西客堂各五间及侍寮维那之室，使僧侣得以安居。
二、光绪十六年适值大旱，官民祈雨罔应。因隆兴寺龙泉井亭内的八角井极有灵应，意定和尚遂于龙泉井亭前铺设坛场，寺内日夜诵大云论经，果获普霖。
三、因于龙泉井亭祈雨有应，但此时井亭已很残破，意定遂誓愿重修，由于资金一时难以筹措，于是就决定于光绪十九年开戒场，所收“香火钱”作为维修的资金。碑载此为隆兴寺开山以来第二次开戒场，受戒僧徒达180人。光绪十九年《隆兴寺传戒碑并序》现存于隆兴寺。光绪二十一年用开戒场所得钱款重修龙泉井亭，年内告竣。由此可见清朝末年隆兴寺处境之艰难。
上述所记意定和尚之功德与一般功德碑无异，但其后所记“及于遐迩、及于朝廷”的功德则与我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二十六年，庚子义和拳煽乱。八国联军直犯京都，乘舆播迁，翠华西幸。所至之处，城破村墟，蹂躏之状实所难堪。”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在京、津、保三角地带形成强大声势，严重地威胁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在华利益，同时也使清政府惊恐万状。1900年5月，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国一致决定以保护各国使馆为名调兵进入北京，拉开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序幕。8月14日，北京陷落，次晨，慈禧携光绪帝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亡西安。八国联军在京津和直隶地区以剿杀义和团为名，肆意烧杀抢掠，无数义和团民、士兵和无辜百姓惨遭屠杀，就连联军统帅瓦德西也承认：联军所至“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变为瓦砾之场”[2]。
1900年10月18日，法军侵入正定。“及至正定，寺与天主教堂为比邻。人无智愚，皆代为意定忧，以僧众将为薤粉，庙宇将成灰烬矣。乃意定一力维持，得其将帅之心，通其语言之用，使寺之内外之人物，下至零星琐屑，无一物而或损伤者。”碑文中所言天主教堂，曾系康熙四十七年修建的帝王行宫。咸丰六年（1856年），天主教北京教区划正定等32县为正定教区。咸丰八年（1858年），正定天主教堂的第一位法国主教来到正定后，见行宫空寂冷落，幽静可爱，返京后即备文向清廷租借，不意竟蒙御批赏赐，隆兴寺清代行宫就这样割让给外国传教士作了天主教堂。后面的碑文便记述了义和团在隆兴寺的活动情况：“方义和拳之始猖也，四方不逞之徒不期而云集于寺者屡矣。藉以设拳敞（场）为名，实欲以肆其妖丑之计。势甚而焰甚张，理谕之不能，势禁之不得。意定乃婉词以谢绝之，且资送以分遣之。盖西与教堂为邻，不如是不获以安居。”此段碑文中虽用了不少诬蔑诋毁之词，却也记录下了义和拳在隆兴寺聚议这段凿凿信史，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义和团运动之盛势。碑文云“四方不逞之徒不期而云集于寺者屡矣”，可知义和团在隆兴寺集会不止一次，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十七日（农历四月初八）的一次秘密聚议。以威县赵三多为领袖的义和拳在第一次起义失败后，赵三多率弟子北上，深入冀中一带传道教拳，在正定隆兴寺秘密聚议。郭栋臣的《补充义和团之资料》对此有如下一段记载：“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八日，凑着佛爷生日，烧香为名，在正定大佛寺开了个秘密会议。到会者都是各县各场的重要师傅头……。”[3]对此，清政府军机处向慈禧太后秘奏曰：“倾接正定有司秘奏赵三多已窜至我省，四月初八在正定大佛寺与各路领聚，并暗中派人与青县、东光的白莲教进行联络，阴谋大举。”这些资料恰与碑文相互印证。这次聚议是义和拳斗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会上，赵三多听取了各路拳首的意见，把义和拳改称“神助义和拳”，并发布了《神助拳义和团》揭帖。此揭帖是这次聚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产物，张守常教授认为：“这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时期篇幅较长流传很广的一件揭帖。……这一揭帖产生于正定，向西传入山西，向南传至直鲁交界地区，向北传至京津地区，正好是义和团运动高潮期的主要地区，可以想见这一揭帖在义和团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4]
1900年10月，法国军队攻入正定后，由于意定的周旋，隆兴寺与天主教堂均安然无恙。故“法国大帅巴尧与之相见握手倾心，誓同生死，虽异族而可化为昆弟。暨将撤军，仍约意定作五台之游，所至官吏恐惧，农商惊惶。意定一切维持保护之，竟泰然而一无所骚扰，故彼封疆大吏、藩臬重臣皆惟意定是倚仗焉。此功德不但及于遐迩，并及于朝廷天下矣。”
“迨大驾返跸，行宫正定，皇上、皇太后并颁匾额以旌异佛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于七月十九日自西安经河南、直隶回京，十二月三十一日驻跸正定。因行宫已被教堂占用，只得在隆兴寺内暂住。意定和尚遣散了义和团，哄走了法国军，正定一境平安无事，住在寺里也挺安宁。此时的隆兴寺一片破败景象，但因国库空虚，皇上、皇太后也无力拨款维修，只为大悲阁题写了一方“大慈大悲”匾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三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一行乘火车自正定返京。（下转80页）
（上接76页）
对于意定上述功德，碑文极尽溢美之辞：“欧洲诸国知中国之尚有佛教者，以隆兴寺而知之；知中国之尚有和尚者，以意定而知之。意定之名传，而佛教借意定以传矣。……旌佛乎，正以旌意定耳，意定真佛教之一宗子也。”
在隆兴寺现存的数十通古碑刻中，《意定和尚功德碑》距今不足百年，也非出自名人名家，但它在记述意定功德的同时，记录下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两宫西狩等一些历史史实。该碑作为义和团在隆兴寺秘密聚议、促进河北义和团运动发展的文物实证，其重要价值自不待言，故倍受文史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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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友恒等：《近50年正定古建筑维修中发现的文字题记初步研究》，《文物春秋》2006年1期。
［2］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
［3］［4］转引自李金鹏：《“神助拳”揭帖与平原义和团》，《文物春秋》2000年6期。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