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3期
试析金门闸的历史地位及人文蕴涵
作者：张立国
【摘要】金门闸是建于清代的重要水利工程，本文根据有关的清代碑刻及相关文献，分析了金门闸在清代永定河分洪减灾中的历史作用和地位，对其在200余年间屡次修建过程中所贯穿的人文精神进行了梳理与提炼。
金门闸是清代北京永定河南行百余里处的一座泄洪闸，位于河北省涿州市北蔡村东北永定河右岸，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门闸作为清代永定河分洪减灾的大型水利设施，为保卫京师和永定河两岸的百姓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为清朝几代皇帝所高度重视。现在金门闸碑房内保存的清代碑刻，其内容彰显着金门闸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记录着人类与自然灾害做斗争的史实，折射出一种令人尊崇的人文精神。
一、金门闸是清康熙以来屡次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
永定河发源于黄土高原，河水含沙量大，导致中下游严重淤积，自古以来经常泛滥成灾。因其流经北京近郊，直接威胁着北京的安全，因此自清康熙至宣统200余年间，各代皇帝均把永定河的治理列为一项重大国事，责令直隶总督负责，河道总督专理治河事务。在实际运作中，将永定河南、北两岸堤防各分工段，编工号，以利管理。金门闸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堤防编号为“南二工八号段”，原为草闸，设计功能为引牛河水，借清刷浑，清淤排沙，以加深永定河河槽。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改为石闸。但因牛河水量不大，随着永定河河床逐渐淤高，牛河水不能引入，闸废弃。乾隆三年（1738年），敕令在“南二工九号段”移建减水石坝，继续沿用旧称“金门闸”。至宣统元年（1909年）又将坝改建为石闸。现存金门闸即为宣统元年所修。建国后，随着永定河的干涸，该闸逐渐闲置。
短短的200余年间，金门闸经历了始建、改建、移建、重建的过程，其间历尽曲折，反反复复。它纷繁复杂的建筑史应该是任何一处古代水利工程所难以比拟的。金门闸的历史沿革可分为三个阶段：1、康熙四十年（1701年）始建草闸，引牛河水入永定河，以清淤排沙，属进水闸。2、乾隆三年（1738年），将闸移地改建为减水石坝，分减永定河洪水，属出水闸。3、宣统元年（1909年），改坝为闸，辟闸空15道，各设闸板，启闭由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泄洪闸。该闸“水小可闭之以遏其轶，水大可启之以杀其怒”，控制自如。
在这三个阶段中，该闸因洪水或被毁，或废弃，并经历了数次重修和改建，尤其是自乾隆年间起，几乎每年都要对其修整。为此，清宣统年间总理直隶永定河道的吕佩芬在所撰宣统元年《重建金门闸记》碑文中写道，从乾隆至光绪“必数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每一大役兴，费必以巨万计”。
由此可见，金门闸随着永定河的河流无定和清代治河方略的调整，由坝改闸，再由闸改坝，复又建闸，其间的自然因素、政治因素、人文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反映了我国清代与自然灾害做抗争的艰难历程，是古代闸坝建设史上一个非常罕见的特殊例证。
二、金门闸的修建是清代皇帝所关注的重大国事之一
水利事关国计民生，为国之要务。金门闸地处京郊，京师安危更是事关重大，所以金门闸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不可避免地倍受清代皇帝的重视，但内在原因还是缘于清代对水利思想的认知与不断完善。
康熙皇帝在治河方略中表现出其决策的英明。康熙四十年（1701年）三月，某河道总督请示将治河敕谕纂集成书，永远遵守，时礼部议允。初十日，康熙面谕大学士等曰：“朕以河工紧要，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大约泛论则易，而实行则难。河性无定，岂可执一法以治之？惟委任得人，相其机宜，而变通行之，方有益耳。”四十六年（1707年）二月康熙巡河时，因河道总督回复所问有敷衍之词，当场谕道：“尔所言皆无用闲文，朕所问乃河工事务。文章与政事不同，若作文字，牵引典故，便可敷衍成篇；若论政事，必实在可行，然后可言，非虚文所能饰也。”正是这位康熙皇帝对治河方略的独到见解，促使他采纳群臣意见，决定创建金门闸，实施“借清刷浑”治理永定河的方略。
乾隆皇帝在治理水患和金门闸的修建问题上更是重视有加。他登基的当年（1736年），在定江南水利岁修章程的同时，定直隶天津、大名、清河、永定、通永五道所属河道堤埝民修工程，于每年霜降后发价重修。乾隆二年永定河决，八月命大学士鄂尔泰查勘形势，二十日命罢刘勋任，以协办吏部尚书事务顾琮署直隶河道总督。乾隆三年，采纳鄂尔泰减水分流的主张，移建金门闸为减水石坝。据乾隆三十八年《金门闸浚淤碑》记载：乾隆皇帝闻“两岸堤工稳固”，“览奏稍慰”，传旨“务使积淤尽除，水道畅行，以资疏泄。嗣后金门闸每遇过水，永远照此办理。仍将永定河水长落情形随时奏闻。”乾隆皇帝巡视金门闸时曾作《堤柳》长诗，阐述了在堤内如何植柳，强调“堤柳以护堤，宜内不宜外”， 指出如在堤外植柳，则是“水至堤仍坏”，并从治河方略的角度评说了永定河的水性及金门闸的分泄功能。
由于清代皇帝对金门闸的重视，用于金门闸历年修建之资非常巨大，据不完全资料显示，有以下几项：1、雍正二年（1724年）修缮金门闸，“用银五千六百一十四两九分余”。2、乾隆三年（1738年）移建金门闸，即减水石坝，“用银十八万六千一百一十二两有奇”。3、道光四年（1824年）拆修金门闸，“耗银十万三千四百五十一两”。为了提前备料，道光御批“所需银两，即于预拨各省封贮项下解到动用，其灰石等项料物，应于今冬采办到工，着蒋攸将解部粤海关饷先行截留一批，计银五万两，发交永定河道，赶紧购备，以免迟误”。4、宣统元年（1909年）重建金门闸，用“五万二千两金”。
如果统计金门闸有史以来的修建之资，可能是一笔无法估算的巨大数字，现存历代碑刻中所载数字应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金门闸是清代皇帝所关注的重大国事之一，修建之资均由皇帝御批，且急事先办，特事特办，表明了金门闸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民生中的重要地位。
三、清代皇帝在修建金门闸工程中的知人善任
自康熙以来，皇帝的正确决策和良好的治河方略，为金门闸的屡年修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具体到对水患的治理则是靠人来完成的，所以康熙皇帝强调：“惟委任得人，相其机宜，而变通行之，方有益耳。”他的用人方针对后来有着较深的影响，在金门闸“数年一小修，三十年一大修”的历程中，河道总督、大学士、总理大臣、九卿等参议决策，颇有建树者更是代代辈出。其中以宣统时期总理直隶永定河道吕佩芬的功绩最为卓著。宣统元年，吕佩芬在完成金门闸重修工程之后，撰写了《重建金门闸记》碑文，全面回顾了整个重建过程。
由碑文可知，吕佩芬当初对乾隆年间将闸改坝但仍称闸名十分不解，在巡视河道时，见减水石坝“仅持一小埝横障之”深为忧虑，遂举复建大修金门闸之议。同时派员对工程勘估，“因财政方艰”，在估算过程中“节无可节”，“犹估需五万二千两金”。之后，吕佩芬与时任直隶总督杨文敬商议修闸之事，经过力争，终于“遂奉部议准行”。但此时吕佩芬尚不知此前的金门闸并非是坝，所请“五万二千两金”只是修坝的费用，而非建闸之需，他在查阅《畿辅安澜志》，了解到金门闸的历史沿革后，才萌发了“坝有定型，不若闸之启闭由人，可因水大小以为宣塞也”的建闸思路。
在主理工程的人选问题上，他举贤任能，请张黼廷相助。张黼廷认为，金门闸以坝而称闸，名不副实，不如趁此机会改建为闸，由人启闭闸门以控制永定河分洪水量的大小。吕佩芬“喜其意与己合”，但同时提出以修坝之费能否建闸的疑问。张黼廷“久历河防，且承修石工者屡矣”，他在勘察金门闸的当日便回京面复吕佩芬，提出重建金门闸的具体方案，认为建闸“预计所需之灰土木石与夫大小匠作之工，其费当修坝等，纵有不足者亦仅矣”。吕佩芬深信他的才干，于是决定将坝改闸，并启用一批起家于河员、老于工程的官员，终使金门闸大修工程始于二月，告成于五月之末。尤使吕佩芬钦佩的是，张黼廷等人夙兴而晏息，终朝于风沙烈日之中，巡历往来，程督有方，工繁而费简，所耗银两恰及吕佩芬向朝廷所请示的数额，实为精核之才。
吕佩芬在《重建金门闸记》碑文中对张黼廷等极尽称赞，而他本人在主持金门闸重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更不可低估：1、他亲察河防，找出症结，首先提出由坝改闸的设计思路；2、为修闸之事据理力争，终获部议准行；3、知人善任荐良才，起用张黼廷等一批有才干的河员；4、果断决策，用修坝之资重建金门闸。
这些史料表明，以吕佩芬、张黼廷为首的河员，以勤明廉干不辱使命，终于建成留至今日的金门闸，并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300年后的今天，永定河畔堤柳成荫，金门闸默默地卧在芳草之中，孤寂而又安静，但我们不难想象当年分洪之时，15孔闸门同时开启、洪水奔腾而泻的壮观场面。退出历史舞台的金门闸，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尤其是物质形态之外的价值已远远超出文物自身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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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1.涿州市文物保管所编：《涿州文物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2.涿州市文物保管所编：《涿州贞石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书中收录有《金门闸乾隆帝题诗碑》、《金门闸道光重修碑（上谕）》、《重修金门闸减水石坝记》、《重建金门闸记》。
3.杨亦武：《金门闸与清代永定河水患治理》，载《房山历史文物研究》，奥林匹克出版社，1999年。
4.张习孔等：《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五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
5.萧亮中：《大河流域水坝建设与文化遗产的关系及协调》，《博览群书》2005年1期。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