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4期

谈清代铜镜文化

作者:李米佳




  著于乾隆年间的《西清古鉴》,也涉及到铜镜的一些内容,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有些铜镜在断代上不甚得体,如将战国镜误定为唐镜,而某些唐镜又误为汉镜等等。其中一些前人已有修订,但未作详细对比说明。下面结合战国、汉和唐镜的实物图样对比,做些纠偏补疑的工作。
  
  1、古鉴[14]
  《西清古鉴》铜镜开篇只有一镜二图,号称“古鉴”。直径23.3厘米,重1950克。除镜面一处晶莹圆润亮如月光外,遍布翠锈。镜面下方刻有乾隆御制诗77字,末署“乾隆御题”,下钤“会心不远”、“德充符”二印。自注曰:“镜阴纯素。按轩辕氏于王屋山铸镜十二,而天中记为舜臣尹铸镜,周武王复铸镜铭,则镜之从来远矣。此器斑驳古异,非汉唐以下所能,仿佛亦不能名其时代,命之曰:古鉴。以冠于诸鉴之首。”由此可知,当时对此镜的准确年代还难以把握,因而称之为古鉴(图七、八)。
  2、汉纯素鉴[15]
  直径21.98厘米,重1400克。镜背非严格意义上的纯素,缘内有一周不甚明显的弦纹。《博古图》载有此器(图九)。
  3、唐重轮鉴一[16]
  直径8.33厘米,重390克。镜背有两周弦纹。自注:“素边素鼻,无铭。”(图一○)
  4、唐重轮鉴二[17]
  直径11.32厘米,重350克。镜背有两周弦纹。也自注:“素边素鼻,无铭。”(图一一)
  5、唐方鉴[18]
  边长14厘米,重900克。自注:“素边素鼻,无铭。”(图一二)
  
  以上几件铜镜,时代仅定到了汉唐,没有定到更早时期的。其实这几件古镜以现在的考古经验看,其中的1~4镜与湖北鄂城楚墓出土的弦纹镜相近(图一三);第5镜与山西长治分水岭第41号战国墓出土的素面方镜属于同形器(图一四)。五件铜镜明显应属于战国时期无疑,说明当时并非没有战国铜镜出土,只是当时人们对战国铜镜的特点还不甚了解。
  另外,《西清古鉴》还将“海兽葡萄鉴”27件、“海兽葡萄方鉴”1件、“鸶兽葡萄鉴”4件和“龙凤葡萄鉴”2件,共34件典型唐镜,都误定为汉代[19]。此处纠误已见于多家学者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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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石志廉:《齐家文化铜镜》,《文物报》1987年7月10日。
  [2]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同[2]。
  [4]梅原末治:《支那古镜概说》,载《支那考古学论考》,弘文堂书房,1938年,第275页。
  [5][12][13]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9页。
  [6]郑复光:《镜镜痴·镜资》卷1。
  [7]王杰:《西清续鉴甲编》卷19录一。
  [8]《宋史·食货志》卷185。
  [9]宋应星:《天工开物·冶铸·镜》卷8。
  [10]孙承泽:《天府广记》卷22。
  [11]同[9]:“凡铸钱,每十斤红铜居六七,倭铅(原注:京中名水锡)居三四。”
  [14]梁诗正等:《西清古鉴》卷39。
  [15][16][17][18][19]同[14],卷40。
  〔责任编辑:张金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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