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6期
发现番匊生鼎
作者：周增光
【摘要】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收藏有一只原断为商代的青铜圆鼎，但笔者认为，其应与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番匊生壶属同一套青铜礼器，是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应更其名曰“番匊生鼎”，具体考察其年代，应可定为厉王世。
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收藏有一只青铜圆鼎，高29厘米，口径19厘米，为扁圆腹，腹部饰有一圈简单朴素的花纹，两立耳，三个足根粗大的蹄形足（图一），内腹底部有铭文5行32字。2002年出版的《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藏品选》一书收入此鼎，并定为商代[1]，笔者认为此断代有误。
从外形特征上分析，此鼎与商鼎差异较大，特别是它的蹄形足，带有明显的西周中晚期的特征。容庚、张维持先生曾指出：“马蹄形鼎是西周后期的形制。”[2]杨宝成先生在分析方鼎的分期时也认为，鼎足的发展规律是由变形锥足而矮柱足而高柱足，再向蹄足过渡的，而蹄足是西周晚期的典型形制[3]。这只圆鼎的蹄形足足根粗大，足下呈马蹄形，具有典型的西周中晚期特征。
从纹饰特点上分析，它的纹饰比较简单，只在鼎腹上部有一圈由简单的凸线组成的纹饰，无地纹。其线条回环曲折，交汇结成类似万字形又互相连接，在万字形纹的尾端略卷曲，环环相扣构成朴素的花纹。纹饰并不狰狞，没有那种殷商兽面纹的狰狞恐怖和庄严神圣，也是典型的西周中晚期风格。
最后看它的铭文内容：“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匊」生铸媵鼎用」媵厥元子孟」妃乖子子孙孙永宝用。”（图二）
查《中国书法史图录》，书中曾收录了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番匊生壶的铭文（图三），其录文为：“唯廿又六年十月」
初吉己卯番匊」生铸媵壶用」媵□（此字张亚初先生释作‘厥’[4]）元子孟」妃乖子子孙孙永宝用。”[5]从内容看，这段文字与上述圆鼎的铭文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差别是一自铭为“壶”，一自铭为“鼎”。番匊生壶是西周贵族番匊生铸制、用来陪嫁其长女孟妃乖的媵器，因此笔者认为，该鼎应与番匊生壶是同一时间铸造的同一组青铜礼器中的一件，应命名为“番匊生鼎”。
大多数专家认为，番匊生壶是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但其具体年代还存在争议。董作宾将其划归周孝王时期[6]，《中国书法史图录》据此列于孝王之世。张懋不同意此说，他认为：“廿六年番匊生壶，虽然从形制、纹饰、铭文诸方面很难确定它的王世，但王年超过26年的周王只有厉王与宣王。如果将其置于孝世或夷世，都与文献相悖，无法解释。”[7]张政则认为番匊生壶可能是宣王时期的器物：“（番匊生壶）可能是在周宣王二十六年，再早则未见媵字。”[8]张闻玉在《铜器历日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又有别说：“番匊生壶‘佳廿六年十月初吉己卯’，历日只合成王二十六年天象‘十月己卯朔’。”把番匊生壶的年代提前到成王时期[9]。王世民等则认为番匊生壶具西周中期偏晚的特征，考虑到器铭王年较高，或可晚至夷、厉前后[10]。笔者认为，番匊生鼎的出现或可为这一组铜礼器的断代提供依据。
由于番匊生鼎的蹄足具西周中晚期的典型特征，首先可以排除西周初期诸王。而与西周各王年代相对照，中晚期只有厉、宣二王的王年超过26年，故可将其定于厉王或宣王之世。再西周共和以后始有年代可据，据徐锡祺的《西周（共和）至西汉历谱》，周宣王“十月己卯”是十月二七日[11]，与铭文中的月相“初吉”不符[12]。故此笔者认为，把它置于厉王之世比较恰当。
据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第521期节目介绍，番匊生壶是在1927年被陕西军阀党玉琨在陕西宝鸡盗墓时发现的，是当时被盗的一批青铜重宝之一。后来这批文物被运到北京倒卖，很多文物在辗转中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流落海外。而北京师范大学所藏的番匊生鼎应该也是该批文物之一，大约也是几经辗转后才入藏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的。
虽然番匊生鼎只有29厘米高，比起60.9厘米高、器身满布灵动的波曲纹的番匊生壶来说要小很多，纹饰也简单许多，但它的铭文清晰，时代特征明显，可以和番匊生壶一起作为周代王年断代的标准器物。番匊生壶是公认的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媵”字的媵器，这只番匊生鼎的出现，使得番匊生壶所提供的铭文信息不再是孤证。
（本文得到了胡进驻老师的热情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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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施建中、周启迪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文物博物馆藏品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2］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
［3］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释文》，中华书局，2001年，第144页。
［5］殷荪：《中国书法史图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6］董作宾：《西周年历谱》，载《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一册》，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263页。
［7］张懋：《宰兽簋王年试说》，《文博》2002年9期。
［8］张政：《王簋盖跋——评王国维〈古诸侯称王说〉》，《古文字研究》1984年第13辑。
［9］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10］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11］徐锡祺：《西周（共和）至西汉历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80页。
［12］“初吉”具体指哪几天尚未有定论。王国维先生持四分月相说，认为是指月初到月尾的前四分之一；董作宾先生持定点月相说，认为是在月初。虽众说纷纭，但基本都认为是在月初。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