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1期
明代永宣青花瓷器与西域文化
作者：陈联众
【摘要】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是我国陶瓷史上的珍品，其中有一部分带有明显西域风格的作品流世。本文从其原料、造型及纹饰图案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永宣青花瓷器对西域文化的吸收和融会，认为这些作品体现出明代对西域文化的包容吸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我国与西域各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情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堪称我国的“第五大发明”，它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国，为我国赢得了“瓷器之国”的盛誉。瓷器的出现始于东汉晚期，距今已有约1800多年，虽然在商代中期就有了“原始瓷”，但仍处于初始阶段，尚未成熟，故一般认为中国由陶向瓷的过渡完成于东汉。瓷器发展到隋、唐、五代时期渐趋成熟，至宋代瓷业蓬勃发展，定、汝、官、哥、钧等窑名重千古，元代则有青花和釉里红等新品迭出。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宋、元时期的制瓷传统工艺，而永、宣、成化瓷器尤为突出。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悠久的历史中，中国历朝历代都保持着与外界的经济、文化往来。早在公元前5世纪（春秋时期）就已有了中原民族与周边游牧民族的联姻，到了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特别是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以后，中原文化广泛传播到了西域各国，甚至远播欧洲，同时中原地区也接纳包容了西域文化。盛唐时期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富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都城长安也成为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西域的服饰、饮食、建筑风格以及风俗习惯的东传，极大地丰富了唐朝的文化内涵。到了明代，随着政权的稳固，国内社会、政治、经济一片繁荣，明朝政府进一步加大了与西域波斯及阿拉伯国家的往来，特别是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到达红海海岸，开辟了新的通往西域的海上通道，更是使中国与西域地区的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昌盛时期。
与西域地区长期的交流，使中国的文化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西域的风格特点，这在各类艺术的表现形式中都有鲜明的体现。瓷器作为中国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亦是如此，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具有西域胡人衣饰特征的陶俑，唐代的三彩骆驼以及各式各样的胡人俑，宋代出现的瓷制皮囊壶等等，都是典型的带有西域风格的陶瓷实物。到了明代永、宣时期，频繁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大大推动了制瓷业的进步，使制瓷工艺对西域文化的吸收、运用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与前期相比，此期无论在工艺原料还是纹饰造型上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出现了一批艺术风格独特、对后世陶瓷艺术发展影响很大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永、宣时期制瓷业飞速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盛况。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永、宣时期的青花瓷器。
青花是我国传统的颜色釉，它是用氧化钴作着色剂，在坯体上描绘各种花纹，然后施透明釉，经高温（1300℃左右）在还原气焰中一次烧成的。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器：“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1]从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瓷片和收藏在香港冯平山博物馆的一件唐白釉蓝彩三足缶看，我国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了青花瓷器的制作，但还属于原始阶段。到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制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在造型、画面装饰还是工艺制作方面都日渐成熟，为明、清两代青花瓷器的生产奠定了基础。青花瓷器发展到明代永、宣时期可谓进入了黄金时代，这时期的青花瓷器以其胎质细腻洁白、釉层晶莹肥润、青色浓艳、造型多样和纹饰图案优美而享有盛名，其制作达到了最高水平，而尤以它浓艳幽深的青花色泽最为著称。
永、宣时期的青花瓷器吸收和融会西域文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原料上来说，苏麻离青的使用使得这一时期的青花色泽浓重明艳。苏麻离青是一种用于青花瓷器的着色原料，是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期间，从西亚向我国输入的一种制瓷原料。这种色料的特点是凝重幽艳，其晕散现象更是独树一帜。由于料中含有较高的铁质，而且含锰较低，所以常出现深浅不同的色泽，浅处为天蓝色，浓重处则呈现出靛色，并带有类似铁锈的结晶斑点，且微凹不平。清《南窑笔记》中提到：“宣窑一种，极其精雅古朴，用料有浓淡，墨势浑然而庄重，青花有渗青、铁皮锈者。”[2]用这种青料绘制的纹饰具有中国画的水墨韵味，形成了不可模仿的特征。同时，制瓷工匠们熟练地运用不同含量的青料，烧制出不同的青花，如淡描青花、蓝地青花等，使青花瓷器的制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其次，伊斯兰教文化的输入，使青花瓷器的造型发生了很大变化，除继承前期传统造型之外，基本改变了元代青花瓷器的面貌，许多瓷器与西亚地区器物的风格相似，有些器物本身就是为适应西亚诸国的需要而制作的，如无挡尊、八角烛台、花浇、水注、军持、执壶、藏草壶、僧帽壶、卧壶、扁腹绶带葫芦瓶、天球瓶、折沿洗、大盘、鸡心碗等。其中的卧壶亦称扁平大壶，器身呈圆形，一面鼓腹，腹中有脐形拱起，一面为平砂底无釉，中心下陷如脐，肩两侧或凸起花朵，或以双系活环为装饰，小口，直颈，带盖（图一）。藏草壶也称无柄壶，盘口，束颈，鼓腹，下部承托，足外撇，腹一侧有管形长流，无柄（图二）。此器物受西亚文化影响，造型雅静，梵语谓之“净瓶”。僧帽壶形如僧人之帽，直颈，圆腹，圈足，口面有流于颈部突出，一侧宽带柄，两端为如意头连接口腹，宝珠顶钮盖合于长条口流之上，盖边凸出一角与流相合（图三）。
这些器物都具有浓烈的异国风味，与当地民族举行的礼拜活动和风俗民情有关。特别是永宣青花大盘，是我国当时出口的主要品种之一，据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称：“当时马来人习惯，凡遇宴会，例用可供四人至八人共食之大盘。”[3]《瀛涯胜览》[4]中提到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瓷器”，“国人用盘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直到现在，印度、巴基斯坦等西亚国家仍流行抓饭的习俗。我国古代有句谚语，叫做“美食不如美器”。它说明一种美丽的用具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青花瓷器正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它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还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品。以上所列举的具有西亚风格之器型，都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独特的西域韵味巧妙地融为了一体，形成了永宣青花瓷器在造型方面开创性的特色。
其三，永宣青花瓷器的纹饰图案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并多带有西亚色彩，改变了元代青花层次繁密的布局风格及粗放的画法，装饰上渐趋明朗，规律中富于变化。这一时期瓷器画工艺术修养较高，绘画技艺高超，有的巧妙地利用了此时青花原料的晕散现象，做没骨花卉的笔法，产生水墨趣味，还有的利用线条上不同的浓淡，产生活泼的变化，显得更为生动有力。西域文化的输入也给此时的陶瓷绘画带来了丰富多变的图案，加上中国绘画技法的运用，使得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画面布局清晰明快，同时又表现出一种雄浑古朴。
明代永宣时期瓷器的纹饰图案丰富多样，常见的植物纹有牡丹、荔枝、枇杷、海棠、石榴、缠枝莲、团花、三果、葡萄纹等；动物纹有龙、凤、瑞兽、狮子、海兽、鸳鸯、喜鹊等；人物纹由于受苏麻离青原料易晕散特点的限制，烧造的不是很多，主要有西王母骑鹤、吹箫引凤、赏月、拜月、婴戏、仙人骑凤等。
此时期由于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外来风格的纹饰图案较多，如几何纹、藏文、阿拉伯文字、藏人歌舞、胡人舞乐、洋莲、佛花等。特别是最广泛使用的西番莲纹样（一种团形的多叶莲花）就是从痕都斯坦(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一带)的玉质盘子上的蕃莲图案移植过来的。明代文献中多次提到的“回回花”就是这种纹样。永宣青花瓷器上的“回回花”装饰无所不在，即使是传统的龙凤纹样也常常是以西番莲为底衬，有的则干脆书写《古兰经》中的语录，直接歌颂真主。河北省民俗博物馆就藏有一件具有浓郁西亚风格的瓷器——永乐青花无挡尊。此器高17厘米，直径17厘米，内径10厘米，尊无底，呈筒状柱形体，上下板沿对称，腰部有一道凸棱。胎体较轻，釉质莹润，外壁釉色白中闪青，内壁为浅鹅卵青色，底部口缘处无釉。青花色泽浓艳深沉，有晕散及靛色斑点。纹饰共分六层，上、下板沿绘变体锯齿纹，器身绘两组缠枝勾莲纹，中间凸棱处绘缠枝纹，器身书有两组阿拉伯文字，因青花晕散较严重，部分文字模糊不清，其中有两句大意为“赞颂归于真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此件器物是明代工匠将我国传统工艺与西域风格的造型纹饰巧妙地融为一体的一个典型范例。
另外，宣德青花出戟盖罐也是受外来风格影响的一个特殊器型。出戟盖罐也称法轮式盖罐，直口，丰肩，平底，肩部凸出八个平面，罐身分层饰以八宝纹、莲纹和梵文。梵文是古代印度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语言在中国出现，更多的是作为佛教经典体现。梵文从唐代初年随密宗佛教传入中国，瓷器上梵文的内容主要是密宗的种子字和咒语。种子字即为佛的代称，咒语为佛经中的颂词。出戟盖罐的造型与西藏称作“曼陀罗”的供器相似，当为佛教的法器。此件器物造型、纹饰独特，是一件充满了西域风情的青花瓷器（图四）。
此类装饰纹样反映在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上的还有很多，诸如石榴、葡萄等纹饰，中国工匠均将其融入我国传统主流文化，寓意多子多福。这些图案自传入中原以来，直至当代仍被运用于各类瓷器之上，已深深地与中国文化交融在一起。
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名著一时，它不仅为明代宫廷所喜爱，更是受到了外国王室的推崇和西方上层社会的追捧。它独特的造型和新颖的纹饰超凡脱俗，不同凡响，大有将相之风，为一代青花之冠。永宣青花瓷器之所以能够如此的灿烂，不仅是由于中华民族积淀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也是得助于西域各国多彩的艺术文化，是中国瓷器融会外来文化的光辉典范，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吸收互融的成功范例，为研究这一时期我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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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龚轼：《陶歌》。
［2］清·佚名：《南窑笔记》。
［3］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年。
［4］明·马欢原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海洋出版社，2005年。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