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2期
共工氏流徙的考古学考察
作者：周书灿 毛长立
西周时期，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文化面貌渐趋统一，基本处于周文化的控制之下，这是周人和周文化向东发展的结果[19]。值得注意的是，《国语·郑语》在追述西周末年的天下格局时，论及北土之境的主要国族：“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韦昭注：“卫，康叔之封；燕，邵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以上族系的划分，显然代表的是东周时期人们的族群观念，大体上北土之境除了西周分封的卫、燕两个姬姓国外，剩下的就是所谓赤狄、白狄之属。徐中舒先生曾结合《北史·高车传》“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的记载，解释说：“狄历应读为Tree，其意即为林中人”，并由此进一步论及：“赤狄应是从西伯利亚森林中南下的部族”，而白狄“应是北方的原住民族而不是什么外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周人出于白狄说”[20]。清代学者董增龄《国语正义》对以上狄族支系的地理分布情况进行过考证，认为只有白狄的鲜虞活动于今河北省中部新乐一带。有的学者曾推测，1978年河北省元氏县西周墓出土的昭王时期青铜器臣谏簋铭所载邢侯所搏之“戎”，很有可能就是两周之际居于今河北省中部的白狄诸部中的一支，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即为姬姓的鲜虞[21]。综合以上分析，似可作如下推测，虞、夏以来陆续北迁的共工氏的主体，很有可能在夏、商时期历经千余年逐渐在今河北平原中部一带稳定下来，并同当地原有土著民族融合，成为白狄族群的重要来源之一，《史记·五帝本纪》所说的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并非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这里要强调的是，自贾逵为《国语·周语下》“昔共工弃此道也”一语作注曰“共工，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以来，许多学者信从贾说。蒙文通先生据此称：“共工世为诸侯之强，自伏羲以来，下至伯禹，常为中国患。而共工固姜姓炎帝之裔也。”[22]徐旭生先生则明确地将共工氏列为我国古代部族三大集团中的华夏集团炎帝氏族之后[23]。这样一来，似乎共工氏的姜姓与白狄的姬姓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疑难”。其实，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这一“疑难”并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左传》隐公八年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的起源较氏还要更早，问题颇为复杂。周代以前，姓氏之间是有着颇为严格的区分的。郑樵《通志·氏族略》说：“三代之前，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顾炎武指出，古代社会中“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可变”；“自秦汉以后之人，以氏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24]在古代文献中，对华夏族的姬姓、姜姓世代通婚的记载颇为详备。称共工氏为炎帝后裔姜姓国族，是周代以前“妇人称姓”和“姓所以别婚姻”的传统，而共工后裔以姬为姓则属于三代以后姓氏合流之后的现象。唐嘉弘先生曾举文献记载中“越为芈姓”和“勾践为禹之苗裔”为例，认为“两种说法，并无多大矛盾，甚至可以认为二说是一致的，可以相辅相成”，“楚、越和夏后在树枝状的系谱中，本是一根；在裂变的过程中，才形成为不同的支系”[25]。姜姓的共工氏与姬姓的白狄，其族姓的变化正是不同姜姓、姬姓两大族群之间相互通婚、渗透混融的侧证。
三、余论：兼论中山国文化的历史渊源
《孟子·梁惠王上》说，战国初年“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战国初期，白狄中的鲜虞曾经建立过“九分天下有其一”的中山国，而且中山国国君比赵国国君还早称王，说明其应当具有一定的实力[26]。考古学材料表明，中山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1974～1978年发掘的平山中山国国王的两座王陵1号和6号大墓[27]，椁室两侧的器物坑内出土有丰富的随葬品，种类有铜器、漆器、陶器、玉器等，充分体现了中山国匠人的非凡技艺。出土的一批采用磨光压划技术的陶器，造型优美，纹饰典雅，乌黑发亮，是战国时期高超的制陶工艺的代表作，也是研究战国时期我国北方陶器的重要资料。1号椁室内出土的兆域图铜版不仅用金银镶错了一幅陵园平面规划图，并注明了各部分的名称、位置及尺度，而且还刻有中山王命的铭文，是一件珍异的重要文物，被专家确定为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标述的地图。还有许多铜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美，如错金银虎噬鹿形器座、龙凤方案、犀形器座、双翼神兽等。6号墓亦出土了精美的重要文物。“中山王陵的发掘是我国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出土的文物制作之精、史料价值之高世人瞩目。”[28]中山国能够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文化并非一蹴而就，其必然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徐中舒先生称《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中的“顾”（《古今人表》作“鼓”）即春秋时期白狄之“鼓”，其地在今河北灵寿[29]。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说，白狄中的鲜虞族所建立的中山国，其文化根植于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的深厚土壤，因而积淀丰厚，发展到战国时期能够盛极一时，自然就无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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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震中：《共工氏主要活动地区考辨》，《人文杂志》1985年2期。
［2］景以恩：《共工氏考》，《济宁师专学报》2000年5期。
［3］牛红广：《共工氏地望考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期。
［4］［2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53页。
［5］杨国宜：《共工传说史实探源》，载《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63年。
［6］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载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83～284页。
［7］［12］［13］［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辉县市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3期。
［8］［10］［11］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3期。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3、57页。
［14］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3期。
［16］《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
［17］唐嘉弘：《春秋时代的戎狄夷蛮》，载《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
［18］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25～26页。
［19］段宏振、张翠莲：《试论太行山东麓地区的西周文化》，载《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
［20］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上），《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3期。
［21］张全喜：《也论西周铜器“邢侯所搏之戎”》，《文物春秋》2001年3期。
［22］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6页。
［24］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23《氏族》，岳麓书社，1994年，第798～799页。
［25］唐嘉弘：《论“百越”的源流及其葬制》，载《中国古代民族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6］《史记》卷43《赵世家》：“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为君。”相王的五个国家，古代文献未作说明。《战国策·中山策》：“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后持。”史念海先生称“这时相王的五国应有中山”，参见史念海：《论〈禹贡〉的著作年代》，《陕西师大学报》1979年3期。
［27］［2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29］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1979年3期。
〔责任编辑：成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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