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3期
关于石制品研究方法的思考
作者：王 强
【摘要】石制品研究在考古学研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通过对石制品制作、使用及磨损管理（Wear Management）的研究，我们就可以考察当时的经济状况、对资源的控制状况、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人们的认知能力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然而，如果想提高石制品的研究水平，研究方法至关重要。本文在全面收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石制品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归纳。
石制品研究是考古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如何从考古发掘的石制品中提取到更多的信息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目前看来，在这一方面西方走在了前列，而我国虽也有少数学者进行过探讨，但这一环节总体仍旧较为薄弱。
本文将系统回顾西方石制品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历史，并对其目前研究状况进行剖析，从而为我们进行此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研究方法，使我们的研究不再走弯路，直接参与到国际学术前沿的竞争之列。
一、考古学理论的发展
在探讨石制品理论及研究方法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对西方考古学理论的总体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因为石制品研究毕竟属于考古学中的一个分支。
西方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前，基本上都是以文化发展史的理论为导向进行各区域文化谱系的研究，解释考古遗存的潜在法则是单线进化论模式。而我国虽然很早也在不自觉地进行着这方面的工作，但直到80年代，苏秉琦先生才明确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实际上也就是要进行我国文化谱系的建构。四五十年代兴起的功能学派对传统文化发展史的研究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驳斥了其人为把社会文化发展简单化的研究倾向。也正是功能理论的发展才最终导致了60年代新考古学的兴起。新考古学学派吸收了功能学派的有益理论，在对考古遗存进行解释时，首先考虑的是功能因素的影响，以区别于文化发展史研究中文化传统因素的解说。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博尔德和宾福德关于莫斯特石制品的争论，这是一次两种研究传统的明显交锋，对于我们进行考古遗存的理解，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其实同一族群根据不同的功能需要，的确可以创造出面貌和工艺完全不同的石制品组合。比如北美大平原东部的波尼族（Pawnee）大部分时间以发展农业为生，但也有部分时间会到较远的草原猎取野牛，为了捕猎他们需要专门制造一些双面石核，随身携带以便随时制造所需工具。而这种石制品在其农业栖居地则不见[1]。此外，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Eskimo）出外打猎与平时居址内所使用的工具，无论是形态还是制作工艺，均差别很大[2]。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在进行不同考古资料的解释时，要考虑更多的可能性。新考古学倡导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参照，主张假设—求证的研究思路，以使考古学研究尽可能科学化。不过其主张考古学研究应以明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为研究目标，显然是无法达到的。而后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不少学者对新考古学提出了批评，甚至包括原来坚定拥护新考古学的一些学者。相对于新考古学因注重过程研究被称为过程考古学，这种理论则被称为后过程考古学。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始直到现在，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建构如火如荼，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从而产生了很多考古学流派，比较著名的如中程理论、社会考古学、象征考古学、认知考古学等。这些理论的提出对石制品的研究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社会考古学考虑问题的视角直接影响了考古学家对于石制品工艺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解释，而认知考古学的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石制品制作群体的制作技巧及智力发展水平的判定。
二、石制品研究方法的进展
上面简要回顾了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石制品研究的发展进程。其实，作为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石制品研究同样也是按照上述发展过程前进的。约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基本上也都是在进行各区域的石制品文化谱系的研究与构建。同样，文化传统因素则是其对石制品组合解释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主要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静态类型学，博尔德是这一阶段的杰出代表，被公认为这种研究方法的集大成者。60～70年代实验考古大量开展，但主要是对石制品的制作工艺进行复原，通过实验找到解释其工艺的可能途径。比如Crabtree对北美古印第安时期Folsom尖状器制作工艺的研究[3]，通过多种方法的尝试，终于找到了两种最为有效的方法，并成功地复制出水渠状凹槽，为此问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0～80年代，有些学者在石器模拟实验中，除了关注石器的制作工艺外，逐渐认识到石器使用磨损及再加工利用的问题。Frison与Dibble等人先后发表专文论述这一理论[4]，也即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变形理论。80年代起开始兴盛的另一重要理论就是操作链理论，也有学者称为行为链、器物生命史理论或动态类型学等，即把石制品的一生分为原料采集、制作加工、使用、磨损、再加工及废弃等不同的阶段，进行动态的考察。这样在进行石制品研究时，就不仅局限于只是静态的对石制品进行分类分析，而是充分考虑到其在石制品生命史中所处的阶段性。因而，形态上差异很大的两种石制品，就不能仅仅按照静态类型学那样简单地归结为不同的文化传统，而是要充分考虑到器物的生命发展历程，进行多种可能性的假设。比如是否为同一种器物的毛坯与成品的差异，是否是成品与磨损后再加工阶段产品的关系，还是代表成品与废弃品两个不同的阶段？在进行分析之前头脑中具备了这些想法，在进行多种假设后，经过相应的求证分析后，才会得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石制品研究领域在继续应用操作链这一理论的前提下，对石制品工艺的解释也更加多样化和全面化，得出的结论也更具有说服力。许多学者都逐渐认识到，石制品工艺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是多种变量合力产生的结果，如文化传统、功能、石料的性质（包括多寡、质量、形状及尺寸等）、社会的组织形态及觅食方式等，这些因素可能都会对工艺特征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提示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要充分考虑到这些不同的变量各自所扮演的角色。目前对石料的性质（包括多寡、质量、形状、尺寸等）、社会的组织形态、觅食方式等的研究最为盛行，成为时下石制品研究的前沿课题。总体说来，石制品的研究方法逐渐从主要依据主观判断为主，转向使用自然科学客观可重复的研究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方法可复核性的重要作用。
三、具体研究方法的探讨
上述简要回顾了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和石制品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下面按照操作链理论的层次，具体谈一下石制品的研究方法。
1、采石场及石料特征
对采石场的辨识与研究是近年来石制品研究中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与此相关的就是石料的研究。
对石料来源的地质调查，一般以遗址周围方圆10公里为限。因为许多民族学调查显示，处于狩猎采集阶段的人类，其活动范围一般是方圆10公里。当然，如果遗址内出土某种特定的石料在方圆10公里范围内都不见，就要考虑更远的范围，尽可能为每一种器类找到石料来源。调查内容包括这些石料产地与遗址的距离、石料质地、丰富程度、产状及大小等，为探讨器类与石料的关系打下基础。比如Andrefsky曾提出一种石质、石料丰富程度与石制品精细程度的关系模式，他发现，石质差但石料丰富的遗址，往往以权宜性工具为主，比如简单加工的石片工具，而石质好但数量少的遗址，则以制作精细的工具为主，如双面等[5]。此项发现对研究石料特征与石制品工艺就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