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建国后公安系统的第一冤案
作者：晓 农
陈泊又立下一个奇功，受到中央社会部的内部表扬。这位“延安的福尔摩斯”更出名了。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陈泊与妻子离开延安来到东北，分任哈尔滨市与宾县的公安局长，在辽阔的白山黑水间战斗了3年。
1949年6月，中共中央任命陈正人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泊等人随陈正人进驻南昌。省委任命陈泊为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朱明为副厅长。陈泊与朱明密切配合，大力组建公安队伍，扫荡残存的武装匪特，打击黑社会势力，使省城南昌和全省的社会治安迅速稳定下来。
厄运突临 广州被捕
9月，人民解放军四野、二野大军进逼两广，叶剑英受命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他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江西赣州，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等人会合，组成中共华南分局，其工作重心是准备接管尚在国民党手中的华南都市广州。对于广东的社会治安和打击匪盗特务，叶剑英是有所考虑的。他在延安时期就知道陈泊的情况，很想到广东后任用这位红色“福尔摩斯”。于是，便几次致电陈正人，请江西省委“割爱”，让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州市的公安局长。陈正人拗不过叶剑英的要求，只得同意放人。
10月中旬，陈泊离刀：江西南昌，来到中国南部最大的都市广州，他的职务是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这位豪气冲天的红色“福尔摩斯”，打算在南国的都市竭尽自己的忠智大干一场，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里竟成了他蒙难遭冤、悲惨屈死的地方!
广州是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大陆最后一座重要城市，一败涂地的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及流散的警宪人员，把一座阳光初洒的花城搅得乌烟瘴气，令平民百姓惊恐不安。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3名副局长，孙乐宜、朱明是南下干部、20年代的老党员，陈坤是广东地方干部，原为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11月上旬，即陈泊等人随n十剑英进入广州10余天，叶剑英找广州市副市长朱光和陈泊商谈广州的治安问题。这段期间，潜伏下来的盗匪特务与黑社会恶势力相勾结，乘我革命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混乱之际，到处兴风作浪，杀人抢劫，活动十分猖獗，每日发生的抢劫案达100多起。叶剑英讲道：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打击敌人的器张气焰，制止抢劫案，使社会治安得到根本好转，于国内国际的政治影响非常不利，市公安局必须以此为工作重心，打开斗争的局面。
刚刚接管过来的广州，人民政府处于初创阶段，市公安局尤其需要大量警力，干部严重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于是同为广东人的陈泊与陈坤肩负的责任更重。陈泊主持召开了两天的局党委会议，对工作作了认真研究，成立3个武装便衣队，每个队员配备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陈泊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便衣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全市的抢劫案迅速下降。
此外，市公安局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还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在各方面人员基本具备的情形下，按照局党委制定的工作方案，紧张有序地铺开各项工作，只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全市的公安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t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逾千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起义投诚，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郑某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与地下党组织联手调动金融界的关系，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
中共华南局、广东省委对市公安局的工作大为满意。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谁也不曾料想到，40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陈泊，干得正得心应手的时候，却突然遭到灭顶之灾1
1951年1月24日夜晚9时，正在家里办公的陈?白，被省公安厅人事处长派车接到华南分局的一个小会议室，由从北京赶来的公安部部长宣布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副局长陈坤。3天之后，陈泊与妻子吕璜及两个孩子，陈坤与妻子高华及3个小孩，被押送到广州火车站，由一个班的战士武装押解北京。两个昼夜到达北京后，两家人被直接押到公安部软禁起来。
继陈泊、陈坤被押往北京后，一场空前规模的大逮捕铺开了，短短的十几天之内，广州市公安局中有300多人被抓，而在广东省公安厅被抓的人数超过了700人。短时间在一个省的公安系统内，进行如此大范围的抓捕行动，令人万分震惊。以两陈被捕为标志的这一事件，成为建国后公安系统第一大案件。
长期折磨 凄然而逝
两陈被押解北京后不久，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公安部部长作了“关于陈泊、陈坤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报告中指控两陈系“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这让会场上所有人震骇不已，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一年来曾被上级称赞为在广州公安战线做出卓越贡献的陈泊、陈坤，竟然是坏人!尽管不少人心存疑惑，但话自公安部长口出，又能有什么异议?随后，根据上级的布置，广州全市公安战线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要求所有的干警“站稳立场，划清界限”，人人揭发，个个表态。而在省公安厅内部，加紧了对上千名与“两陈案”相关人员的审理，一些被认为与两陈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犯人”，遭到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这个任务犹如铁板一样：一定要挖出隐藏在广州市公安局内部的“中统特务集团”。
建国初期的公安战线，干部大多是农家子弟或解放军军人，缺少文化，没有经验，更谈不上有法律意识，有的只是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保卫革命政权的热情和，战斗精神。几乎所有人都只会按照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逻辑思维，以军令如山倒的精神状态去处理问题。既然上级揪出了陈泊这个“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肯定是不会错的。看到犯人拒不交代，审讯人员心头愤怒，就拿出对付敌人的手段以刑逼供，迫使这些“犯人”交代罪行，对两陈作出指证。在这些“犯人”中，有两人尤为要紧——梁侠、程长清。他们多次受到车轮战式的审讯，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梁侠的一条腿都被打断了。这个曾在香港我方情报机构担任秘密特情的广东汉子，终于熬不过酷刑，含泪画押承认自己是“中统特务”，是受国民党指派打入广州市公安局的“特务头目”。程长清及另外一些人的情形也与梁侠大致相似。就这样，省公安厅两个多月下来“累累战果”，打出了一个“中统特务集团”，上报到公安部；1951年8月，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广东省公安厅从700多名人犯中挑出224名为陈泊、陈坤任用过的情报人员，包括历史复杂、有过劣迹的“要犯”，作为“中统特务集团成员”，集体解押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