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日本与西安事变
作者：许 述 陈 磊
当蒋介石的飞机于26日中午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时，何应钦的兴奋和日本人的期待一同灰飞烟灭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张学良和宋子文的专机于两小时后到达同一个机场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
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可怕的安静
蒋介石回到南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就尘埃落定了，南京和西安继续较量着，杨虎城维持陕西在事变前的原状，而蒋介石企图将中央军实力伸入陕西，双方僵持不下。
东京则隔岸观火，继续期待着西安和南京兵戎相见，其心跳随着西安事变的余波起伏不定。日本军方的态度则积极得多，海军军令部于1937年1月6日整理的“中国特报第一号”指出：“推察蒋介石对于8项要求，即使是一时权宜办法，但至少已接纳了‘抗日’的意见；剿共战争将会终止；今后，共军及叛军（特别是杨虎城所部）的活动颇成问题。假定彼等合作，则对于与华北、内蒙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将会有很大的威胁。”由于失去了蒋介石这张王牌，在和南京的较量中，西安明显处于下风，到1月24日，双方最终实现和解。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东京再次失望了。
西安事变破坏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牌局，他必然要重新洗牌。在“平定”西安后，他开始重新审视南京与延安及东京的关系。1937年2月15至2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如何调整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这使日本异常关注。会议表示“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日本人认为这是南京政府对日强硬的开始。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的决议》，日本人认为这是蒋介石的障眼法。会后，川樾茂急电东京，称三中全会直指华北问题，已经迈出了抗日的第一步。会议闭幕的次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蒲秋义也从武汉行营处探知了三中全会的内容，急电外务省，称中日合作已无可能，中国开始准备抗日。
3月6日，川樾茂前往探慰蒋介石，并试探道：“报载中国政府已与共产党妥协，究竟如何？”蒋回答：“我国政府对共产党之政策，并未有何变更。”实际上，中日关系破镜难圆，《蒋介石密录》作者古屋奎二所分析道：日本“从事变过程判断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将越发加强，因而对于侵略华北的速度也更为之加紧”。
此后，蒋介石一改对日本的隐忍退让，对日态度日渐强硬，意图使日本知难而退，这使日本措手不及。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于1937年元旦的日记中这样记述日本国内的政治气氛：“中国突然出人意料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打个比喻说，这个国家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实际上，蒋介石心里很清楚，要抗得住日本的侵略，中国还需要“修炼”经年，所以其指导方针为“应战而不求战”。但日本人不会把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吐出来，更不会让蒋介石从容地增强国力。
中日两国的强硬姿态交替上升。西安事变后，驻守华北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对日本的态度强硬起来，于1937年1月表示要誓死保卫中国主权和领土，2月又宣称放弃冀察特殊地位，外交政策一切听命于中央。同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不再满足于华北分治，当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给（中国）予致命的痛击”。到3月份，日本的政策指向更加明确，其参谋本部认为：“蒋介石政权无论表面上还是实际上，正在坚决抗日的大方针下，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靠欧美，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政权（指伪政权）的一元化。”而“日中关系如此恶化，用一般手段就可以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更于6月9日向陆军中央建言：“如由日本方面主动谋求亲善，则徒然助长其排日、辱日态度，故毋宁说是有加以一击的必要。”并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们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
为减少侵华的国内阻力，日本人一直在选择合适的内阁。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辞职后，宇垣一成（陆军元老）和林铣十郎（原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先后担任首相组阁，都因不符合军人胃口而倒台。最后，居于“五摄家”（日本古代最有资格摄政的5个门第）之首而任贵族院议长的近卫文麿出任首相组阁，才平息了走马灯似的政局变换。
近卫组阁时，曾担任林铣十郎内阁大藏大臣的日本兴业银行总裁结城丰太郎主动辞职，蒋介石认为这是日本财经界与军界不合作的表现，必将造成其经济困难，进而以为“此内阁必较历来强固，对华之政策，亦当更坚决与积极也”。此时，日本决计对中国扩大武力侵略，中日外交折冲已绝无回旋余地。张群回忆说：“双方的立场犹如南辕北辙，调整关系根本无从谈起，会谈自然不会有结果，只是解决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罢了。”古屋奎二也认为：“日本既然是坚持继东北之后又得造成华北的特殊地位，则中日之间的平等交涉便不可能存在。”他还进一步指出，“‘西安事变’的后果，则是产生了促进日本对于中国正规侵略的行动。”
两国都在静悄悄地积极备战，在外交上则表现为少有的风平浪静。1937年3月，日本甚至派出儿玉谦次（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日华贸易协会会长）率经济考察团访问中国，这其实是日本企图离间国共关系的举动，还带有侦察的任务。儿玉谦次曾任正金银行上海支店长，与蒋介石是旧识，因此双方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即使如此，该团返国后仍然认为：“中国对既成事实之认识，不足以解决华北问题，作调整一切国交的前提，日除使用武力外，无他途。”
日军在西安事变前能够兵不血刃侵占中国大片领土，是成功利用中国国内矛盾的结果，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这个条件不复存在，日本人一时不知所措。不过，日本人很快决定继续武力侵华，西安事变半年后的1937年6月16日，日军增兵东北两万，并不断寻衅滋事，时任卢沟桥守备部队第二十九军第二一九团第十连排长的祁国轩回忆：“日本兵三两个人一起，跑到中国军营房前面，叉开了两条腿站在那里，一只手拍胸脯，一只手伸出来翘起大拇指，用中国话大声叫嚷：“我们皇军大大的！”接着便换出小指头：“你们中国兵小小的！”总之是想尽方法要挑动中国兵生气。”
6月25日，日军在卢沟桥一带开始频繁演习。
７月７日，七七事变终于爆发。
责任编辑 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