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孙犁与戏剧

作者:王德彰




  现当代著名作家孙犁(1913—2002),河北省安平县东辽城村人,在文学创作上,可称为大师级人物。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短篇小说集《白洋淀纪事》、《村歌》等,有“诗体小说”之谓,在中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创建了独树一帜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在文学创作生涯中,与戏剧有缘,热爱并熟悉戏剧文化。早在抗战期间,他不但写过剧本,而且还经常带剧团在冀中根据地进行演出活动。文革期间他受命创作的七场京剧《莲花淀》,虽未被采纳排演,但充分显示了这位文学大师戏剧方面的才华和对戏剧的独到见解。
  
  心中的小戏、大戏、地台戏
  
  孙犁的家乡在冀中平原。冀中平原剧种繁多,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戏剧演出活动都非常活跃。孙犁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看过许多戏,也非常懂戏。他在《乡里旧闻》一文中,就记述了乡间演“小戏”和演“大戏”的情况。
  所谓“小戏”,就是农家遇有丧事时,请吹鼓手吹奏演唱。吹鼓手也称“小戏班”,少则六七人,多则十几人。在丧主门口的街道边,围坐一个八仙桌唱戏,乡间谓之“唱小戏”。演唱者不化装,一个人演几个角色,并且手中不离乐器。桌上放着酒菜,边演边吃喝。有人来吊孝,则停戏奏哀乐。男女围观,灵前有戚戚之容,戏前有欢乐之意。中国的风俗,最通人情,达世故,有辩证法。
  富人家办丧事,则有老道念经。念经是其次,主要是吹奏音乐。这些道士并不都是职业性质,很多是临时装扮成的,是农民中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所奏为细乐,笙管云锣、笛子唢呐都有。最热闹的场面,是“跑五方”。道士们排成长队,吹奏乐器,绕过或跳过很多板凳,成为一种集体舞蹈。出殡时,他们在灵前吹奏着,走不远就有农民们放一条板凳将他们拦下,并在板凳上摆上糕点和茶水,请他们演奏一番。这时,灵前的孝男孝女们一齐跪下,待演奏完毕,送葬队伍才缓缓向前走。走不多远,又有拦路请演奏者。如此多次,出一次殡,灵车要在街上走一两个小时。拦路摆茶点请求演唱者,多为亲朋好友,一般人家不为。对此风俗,孙犁说:“在农村,一家遇丧事,众人得欢心,总是因为平日文化娱乐太贫乏的缘故。”
  所谓“大戏”,即演员化装登台演出。孙犁言道,农村唱大戏,多为谢雨。农民务实,连得几场透雨,丰收有望,才定期演戏,时间多在秋前秋后。他说——
  我的村庄小,记忆中,只唱过一次大戏。虽然只唱了一次,却是高价请来的有名的戏班,得到远近称赞。并一直传说:我们村不唱是不唱,一唱就惊人。事前,先由头面人物去“写戏”,就是订合同。到时搭好照棚戏台,连夜派车去“接戏”。我们村庄小,没有大牲口(骡马),去的都是牛车,使演员们大为惊异,说这种车坐着稳当,好睡觉。
  孙犁这样生动地记述早年在农村他目睹演“高台”大戏的情景:
  唱戏一般是三天三夜。天气正在炎热,戏台下万头攒动,尘土飞扬,挤进去就是一身透汗。而有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此时刻好表现一下力气,去“扒台板”看戏。所谓“扒台板”,就是把小褂一脱,缠在腰里,从台下侧身而入,硬拱进去。然后扒住台板,用背往后一靠。身后万人,为之披靡,一片人浪,向后拥去。戏台照棚,亦为之动摇。管台人员只好大声喊叫,要求他稳定下来。他却得意洋洋,旁若无人地看起戏来。出来时,还是从台下钻出,并夸口说,他看见坤角的小脚了。在农村,看戏扒台板,出殡扛棺材头,都是小伙子们表现力气的好机会。
  孙犁说,唱大戏是村中的大典,家家要招待亲朋,也是孩子们最欢乐的节日。直到他老年,他还记得一首歌谣,名叫“四大高兴”,其词曰:“新年到,搭戏台,先生(学校老师)走,媳妇来。”反之,为“四大不高兴”,其词为:“新年过,戏台拆,媳妇走,先生来。”
  在早年的河北农村,唱大戏和过新年是农民最喜庆的时光。孙犁自幼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民族戏剧在他的心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20世纪30年代初,孙犁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时,不仅在该校校刊上发表小说、文学评论,还发表过独幕剧剧本。他从育德中学毕业后,无以谋生,便流浪到北平,在市政府机关当过职员,在小学当过教师。在当职员期间,他经常节衣缩食,省下点钱,去看富连成戏班的演出,熟悉了许多名伶名剧。同时,他还常到北京的天桥、西单商场、东安市场观赏“地台戏”,并于1934年11月29日、30日、12月1日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北平的地台戏》一文,抒发自己对戏剧的见解。
  孙犁说,北平的地台戏,与说相声的、说大鼓书的一样,也是靠着嘴吃饭的。不过因为他们的组织、演戏的技术和“舞台”的形式的新奇,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北平的地台戏的精彩,在别的地方是不容易见到的,这或者因为北平是“京戏”发源地。地台戏的演出,差不多全是京戏。在当时,京戏在北平是普及的,上至达官贵人,下及劳苦大众,没有一个人不喜爱这种玩意儿。
  孙犁在谈到地台戏的演出情况时说,在平地上,摆好两圈板凳,观众就坐在上面,中间的空地,就成了台面。还有一张方桌,这可以说是后台,在桌的两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弹月琴的乐师。所有的演员也站在那里。乐器很简单,除去必用的胡琴外,还有一把月琴,两块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戏应有的其他乐器,便全拿嘴来代替了。地台戏的角色,也就三四个,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岁至十一二岁。
   “一出戏要开始了,他便用嘴打着开场锣。”孙犁回忆道,“他用一条布蒙住了演员的脸,等胡琴拉完了过门,他把那条布一揭,演员便算上了台,一声声地唱起来。演员们不化装,也不照规定动作,小孩子只是站在这里唱。唱得很不错,我们可以猜想,他们曾经怎样地刻苦着学来的。”
  孙犁在看演出时,曾看到这么一个情况:有一次地台戏演的是三国戏《捉放曹》,一个小孩饰曹操,在这个小孩要出场的时候,领班的拍了拍他的头发说:“用力唱,唱完给你买包子吃。”为了“吃”,那小孩就格外地卖力气唱。这出戏演完时,小孩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人最多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三角或五角。平常的时候,只能得到两角来钱。
  对于早年京城地台戏的这种演出形式,孙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道:“戏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它能够由视觉与听觉,直接打动民众的心灵而支配其生活的意念,它能够最敏快地最牢紧地把握住民众的情绪。”地台戏,以“原始的”形式来接近广大的群众,而能得到艺术的效果,是很值得我们来探讨的。
  话剧是舶来品,从来都属于高雅艺术,早年在中国普通民众间演出并不景气,孙犁对话剧的普及,早在1934年就给出了良方。他说,话剧运动在中国,早就为一般人努力着。在过去,每每为了公演筹备不易,便流产了公演,想起来,是很痛心的事情。为了演出上的方便,“自由剧场”运动,“小剧场”运动,在从前也曾有人从事提倡和创制过。我想如果能够批判地采取了地台戏演出的形式,对于话剧运动的普及是有无限的帮助的。同时,在艺术大众化的口号下,这种工作也是很迫切地期待着有人来从事。——孙犁的见解应该说很超前。话剧传入中国至今整整百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红火,话剧作者众多,并出现了白杨、秦怡、舒绣文、张瑞芳“四大名旦”(后来都成为著名电影演员),但在乡间并不普及;五六十年代河北省话剧院的演出是鼎盛时期,《红旗谱》、《战洪图》、《邢燕子》等曾风靡全国。可是,现在的话剧市场很不景气。不景气的原因固然很多,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生活恐怕是一个主要原因。孙犁在73年前即提出话剧应采取“地台戏演出的形式”,实际上就是让话剧从高雅殿堂走向民间乡野,走向大众。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