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毛泽东的党外朋友李鼎铭
作者：赵 赓
李鼎铭是第一次聆听毛泽东的演说，内心非常激动，觉得毛泽东的话说得非常透彻，诚恳，感人肺腑，对毛泽东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次参议会主要议题是如何克服陕甘宁边区所面临的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如何克服抗日民主政府中存在机构臃肿、人事繁杂现象和如何坚持长期抗战等问题。广大参议员围绕上述议题踊跃发言，积极献策，就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许多提案和建议。
李鼎铭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根据自己在此之前深入到米脂、绥德和延安周边各地进行的实地调查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主动跟姬伯雄、马济川、安文钦等11位参议员商量、酝酿，毅然以自己的名义，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
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办法：
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
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地统一经济计划。
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
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这提案提出后，反响极大。一些议员认为，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我们应该“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才是，而搞精兵简政，简直是自己束手待擒，觉得不可理解。更有极少数身份为中共党员的参议员从这个提案联想到国民党的“限共”方针，进而怀疑提案的提出者的动机不良。
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大多数参议员改变了看法，认为“精兵简政”的提案，对于解决边区财政经济困难，不但适时中肯，而且具有远见卓识，可称得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十分重视李鼎铭这一提案。毛泽东将提案的内容逐字逐句地抄在笔记本上，同时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在大会发言这一天，毛泽东亲临会场，坐在听众席上聚精会神地倾听各位参议员的意见。只见李鼎铭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李鼎铭语气诚挚地说：我来自民间，以无党无派的立场，将在民间所见所闻略为陈述。我认为边区民众负担过重，水小鱼大，有害边区政权之巩固；头大脚小的行政机构，应迅速调整，否则不能建立亲民政治。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一切工作要深入民间，不然一切都是空的。”关于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原则，他认为一为“开源”，二为“节流”，而“精兵简政”尤为实行“节流”的有力办法。但“精兵简政”要在不妨害抗战建国的原则下求得实行，并非消极地减兵减政，而是要求在纷繁的政治机构上，质量胜过数量，积极提高工作效能。
李鼎铭话音刚落，毛泽东立即站立起来，带头鼓掌，并边鼓掌边到台前，谈了自己对“精兵简政”提案的看法。他高度肯定了“精兵简政”意见的正确性，对李鼎铭先生爱国爱民的热诚和远见卓识表示赞扬。同时，对一些同志对李先生提案的责难提出批评。毛泽东最后严肃提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怀疑李先生提案动机的同志，是一种宗派主义情绪在作怪。
经毛泽东提议，在11月15日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组成人员的会议上，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从这以后，在历届边区参议会上，李鼎铭均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直至辞世。
由于毛泽东的推动，李鼎铭的“精兵简政”的提案不仅获得一致通过，而且作为边区参议会第81号决议案，交边区政府速办。
随后，毛泽东还亲自执笔，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目叫《一个极为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把“精兵简政”正式作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的指导方针。
“精兵简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
李鼎铭是个很有个性的乡村知识分子，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凡是要他主持的会议，事先他都要把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弄得清清楚楚，以便心中有数，要他画行签发的文件，他都得仔细审阅，字斟句酌，绝不应付了事。
在他出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初期，由于当时还没有形成一套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制度，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内同志，还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往往把李鼎铭当客人看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职权并不尊重，而他自己对是否有职有权，则非常在意，明白表露了自己的不满态度。在政务会议上，不论是否当会议主席，皆一反常态，再不像从前那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有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征求他对某项工作的意见，他总答道，“你们党上咋说咋好”。有时请他签发文件，他也不画行。
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李维汉）和林伯渠觉得不对头，认为一定存在什么问题，便决定由罗迈主动找李副主席好好谈谈心，开诚布公地征求他的意见。
一天晚上，罗迈专程去看望李鼎铭。
罗迈一踏进李鼎铭住的窑洞便开门见山地说：“鼎老，我这个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李鼎铭吃惊地问：“为什么？”罗迈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气，不画行，我这个秘书长怎么当？”这样一来，便把李鼎铭蓄积在胸的意见给勾了出来。
李鼎铭当然知道罗迈是位曾经担任过中共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布尔会维克，对罗迈本人，他向来是非常敬重的。现在罗迈亲自登门，态度又如此诚恳，他也就率真地将“闷”在心里的话一齐抖了出来：“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是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给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划行，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
罗迈见李鼎铭坦诚地把心里的话倾吐出来，而且说得又很在理，便当即向他作了自我批评。边区政府党的组织认识到确实没有充分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于是采取了切实的改进措施，以确保党外人士在政府工作中，不做客人而做主人，有职有权。这样做，李鼎铭很高兴，态度重新积极起来，不再讲“你们党上”如何如何，而讲“我们政府”如何如何了。
1943年，李鼎铭以他的参政智慧与理论水平，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古代的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写成了一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与民族传统概念》书稿，用唯物、辩证、群众的观点，发掘了我国古代的优秀的文化成果。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唯物哲学体系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脉相通和血肉相关的”、“发掘整理并发扬中国古代真正哲学与民族传统的责任，应当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唯物论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即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他主张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指出：“使马列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而得到真正实现。”他在著述中大声疾呼：“中国之所以腐败，都同科学不发达有关。所以今天我们要接受外国的东西，必须把外国数百年来科学的结晶接受过来，中国才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