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回忆文革中大学生毕业分配
作者：石玉林
合，分配走人。
分配工作从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始步步深入。欧同志开始就把握住大学生们急于分配的心态，又考虑到由于两年的运动在同学中间造成的隔阂。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成立临时的领导小组时就尽量不把观点对立而又比较坚持人员吸收进来。即使是掌权一派的年级头头也事先做工作打招呼，必须“斗私批修，消除派性”。而对立面的也吸收了人员参加，当然参加人是“和稀泥”的成分大的。这样各派都有人参加，大家都会支持，加入的人观点不强烈对立，就好办多了。同时在欧同志的主持下将80多人分成6个学习讨论组，也有意识地将观点对立的人分开。很巧妙，这样就不会在讨论时发生争吵而进行不顺利了。
果然，方法有效，特别在斗私批修阶段，每个人都是各讲各的。斗私批修成了个人的评功摆好会，几乎没有自我批评的。人人都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毛主席，人人都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的和听的互不搭界，大部分人根本不关心，反正大家心里都有底，别指名道姓指责人就不会遇上别扭。只是，有的人吹得太离谱了，看不过去的人会鼻子哼两声，也会有相熟的同学暗里捅他制止。大家都知道再争论运动以来的你短我长已经没有意义，何况同学中没有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犯错误的，都得过关。又何必再义气用事，没道理在枝节上纠缠，耽搁时间。大家都明白，真正的较量是具体的分配落实。
所谓大联合的务虚阶段在大家“隔山大炮”式的发言后，就算结束了。接下来每个人都要写个人总结，小组通过后领导组批准才算完成。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可是要人档案的。
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斗私批修大联合只用了两周时间，其中还包括通过个人的总结。最后就是公布分配方案了。
欧同志通过这一段的工作，跟大家熟识了不少，又由于他精彩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的演讲在大多数同学中树起的威信，以及他的具有掌握分配权利的身份，使前两段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他在总结中肯定了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思想觉悟；能够斗私批修，自我革命，迅速实现大联合。同时宣布经过每个人的总结和领导组的考察，全年级都符合参加分配的条件。
对于分配的原则，首先是坚持三个面向，即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工矿。
其实还有一个“面向农村”，因为我们是工科学校，不存在去农村的问题，也就不提了。
对这个原则，欧同志又从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开始引经据典，从国内到国际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也奇怪，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没一个人借故离开。
二是根据个人在运动中表现及适当照顾家庭困难的原则。对这个问题就比较原则了，提到什么军烈属的后代和独子女家庭等等。但还是强调“适当”这个含糊的词。
三是分散议论和组织决定的原则。方案公布后，大家根据自己的意愿书面报到领导组。由领导组汇总后，通过6个讨论组进行全年级的大评论，再报上来汇总。上下三次。最后领导组定案。这是前一届的分配办法，本次也采用。
大家内心里都在想：既然这办法上届用得不错，而且听起来够发扬民主的了，就是它了。
分配方案很突出的就是东北的名额最多，接近60％了。这也难怪，因为当时东北的三省早就实现了大联合，属于稳定的地方了。
分配方案发下来的第二天，给大家一天时间报志愿，第三天就按组别讨论了。其实第一轮的讨论基本上是各有一说。人在本组的，没有什么人反对个人提出的志愿，谁也不会出头树立对立面，除非一个组内有撞车的。而对于其他组的人就有人比较客观地说话了。从这里看，欧同志还是了得。如果说一个组都碍着面子不能客观地分析问题，那还有5个组在较客观地评论呀!最终，大家的意见就好集中了。
第二个整理出来的方案就起了一些变化，有变化的人却不好反驳，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当然到第三方案就与第二方案变化不大了。
三
当时真正起作用的，是大家基本上遵循了一条不成文的原则，那就是在高校分配中普遍运用的“远分对儿、近分赘儿，不远不近分光棍”。
凡是在学校期间搞对象的，成对的，一律往最远的地方分。那时候，学校规定大学生是不能在校搞对象的。虽然文革中这种事没人管了，但那种惯性还存在，搞了对象就像欠了大家似的。所以分去远方，也认了。当然，也出现临时爆出成对儿的要“分手”的料。但大家全然不管，照样将他们分一起。其实“分手”是假的，想分好一点的地方是真的。
至于“赘儿”就是家庭有困难的，需要照顾的。比如独子独女的，其实在那时并不多。大部分还是照顾了家庭出身好的，掌权一派的。
那不近不远的就是没有牵挂的“光棍”了，我当时就是属于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为了尽量不到最远的地方去，我报了个偏远的哈尔滨铁路局，结果6个讨论组一致通过了，也注定我去那儿了。
除个别同学有着意要分个特定地方外，大部分同学并不是特别在乎去向。这应该感谢17年党的长期教导。大学生的心理大多存在“好男儿志在四方”和“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思想观点。另外，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同学急于早分配，尽快解决经济问题。
这问题，在40年后提出肯定不太为人们理解，但在那时确实是实际问题。因为许多同学特别是农村的同学，都是靠不多的助学金上学的。我的家庭在城市，但由于弟弟妹妹多，家庭生活也是比较困难的。人学时评助学金，由于家庭人均不足9元，可以申请。我被评为每月6元，这样已工作的大哥每月给我15元，学业是没问题了。到了1965年，从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回来后，可能是自己的觉悟提高了。那时弟弟参加了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家庭的人均够9元了。我就征求父母的同意，主动要求放弃助学金。当时我的助学金已提高到9元。放弃后，大哥就要将他刚长了9元5角的工资中拿出5元补贴我。家里对我的决定大力支持，特别是大哥无悔地增加了我的供给，使我终生难忘。
学校教务处的老师3次找我谈话，一再了解退助学金的理由，又一再强调国家的关怀，如果家庭不是太富裕，不要轻易退掉。但我意已决，校方才接受了。我记得和我同时提出这样要求的还有同年级的黄永祥同学，他毕业后，分到铁路外的地方上工作，后来在浙江一家炼油厂任领导职务。那时的大学生们的思想很纯朴，当认为自己没条件再享受“人民助学金”时，一定主动退出。
助学金退是退了，但20元的生活费维持学业还是觉紧张的。因为伙食费15元5角是固定的，4元5角是其他一切开销：要买洗漱、洗衣用品，文具纸张以及临时发生的需求，是相当的紧张。但既然是自己退了助学金，就得自己克服吧。好在文革中不上课了，文具纸张和书本的钱省了。
城市家庭的大学生尚且如此，那些农村的同学，即使能得到15元5角的助学金，也只是有了伙食费。在一个工分只有几分钱的年代，农村每月5元钱是凑不来的。这些同学的生活状况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