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情系共和国粮食安全的周恩来
作者：何立波
周恩来十分关心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在粮食紧张情况稍有缓解时，他立即提出，要从煤矿工人开始，对高空、高温、井下、水下等重体力劳动者给予粮食补助，之后又提出对高级知识分子、17级以上干部分别补助少量肉蛋和黄豆，以保证他们必要的营养和生活需要。
对于各省百姓的口粮比例，周恩来也牵挂在心头。1962年，河北省反映他们口粮中的红薯干的比例过大，周恩来当即决定，把薯干调到北京，适当搭配供应。他自己带头在家里吃起了薯干，并让各地来开会的干部也尝尝薯干味道。
当时，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5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对粮食工作，周恩来不仅从宏观上加强管理和决策，还十分注意粮食工作制度的改革。现在粮食部门执行的粮食年度，就是1962年周恩来亲自定下来的。当时的粮食年度是从7月1日到下年6月底，而夏收小麦在6月即开始入库，正好跨了两个粮食年度。周恩来说，这个办法不合理，应当改一下，要让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就应该能用上，这是个原则。经反复研究，粮食年度改为从4月1日起到次年3月底止。这样，北方最晚的庄稼已收割入库，南方最早的粮食还未收割，可以做到当年生产的粮食，当年使用。这虽然是个具体问题，但牵涉面很广，各省过去的统计概念和数字都要重新改过。周恩来把这件事向毛主席汇报并征得同意后，亲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
还有许多关系到粮食调运的工作，周恩来也亲自过问。1961年，全国在调粮过程中，因运力不足，遇到了许多困难。粮食部向周恩来汇报后，他立即与外贸部门打招呼，迅速进口了1200多辆汽车交给粮食部使用。从此，粮食部门成立了汽车总队，大大增加了中央机动运粮力量，在粮食供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京、河北、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辽宁等北方8省市区，长期以来灾情较重，经常出现粮荒。为此，国家每年需要从长江流域各省调进大量的粮食，称为“南粮北调”。为了扭转“南粮北调”，解决这一地区抗旱防涝问题，1966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北方8省市参加的抗旱会议，会上提出成立北方农业领导小组，周恩来亲自担任组长，并兼任河北、北京等省市的小组长，亲自抓这项工作。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1962年夏，周恩来给中央机关下乡调查人员讲话中，讲到我国当前政治、经济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10个问题，第一是农业问题，第二是国家支援农业问题，第三仍是粮食问题。等到这年秋收后，12月周恩来讲话，才说过去三年是粮食紧，现在粮食产量已逐步上升，但是，棉花又最紧了，成为农业上的关键问题。粮食产量逐年回升，到1965年已回升到3891亿斤，城市供应就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呕心沥血，把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
身体力行，节约粮食，与百姓吃同一锅饭
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陈国栋到国务院开会，到吃饭时会议完不了，经常同周恩来一道吃饭，主食是窝窝头、馒头，有时有点面汤，菜是白菜熬豆腐，有时里面有点粉条。有一次，周恩来在家里同李先念、陈国栋、杨少桥4人讨论粮食问题。到了中午，邓颖超招待他们吃饭，也是四菜一汤。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己花钱请人吃饭，但由于每个人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还不免要向客人收粮票。1962年4月2日，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前线话剧团负责人、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到家中做客，对他们创作的《霓虹灯下的哨兵》给予鼓励。吃饭中间，邓颖超说：“今天是我和恩来同志拿自己的薪金请客。现在粮食定量，很抱歉，还要请每人交3两粮票。”
1961年5月，周恩来在河北武安县（今武安市）进行调查研究。当时中央有规定，在经济状况没有好转之前，中央领导人带头不吃肉蛋禽。武安的公社干部们不敢破这个规定，但他们不忍心让周总理喝玉米面糊糊，公社食堂拿出当时最好的粮食招待：午餐桌上有馒头、红薯和面条，另有4个素菜。周恩来心中有数，第二天他要求到一个大队的食堂去吃饭，由于公社干部事先打了招呼，等周恩来去时，社员们全都提前打了饭走了。结果大队这顿饭吃的和公社一样。
第三天，周恩来到一个没有准备的食堂，群众已经吃过饭了。司务长刘中山、炊事员王三贵等人见周总理进来了，忙迎上去。周恩来同他们一一握手，询问他们食堂有多少人在吃饭，有几个炊事员，工作忙不忙。这时，周恩来看到锅里还有剩下的玉米面糊糊，就对炊事员王三贵说：“我在你们这吃点饭行吗？”王三贵一听周总理要吃饭，看了看锅里的糊糊，为难地说：“这……”周恩来和蔼地说：“这就可以嘛！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王三贵看周总理真的要吃，就拿起碗来准备给他盛饭。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碗要过去，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准备要擦碗。周恩来说：“这没关系。”他把碗接过来递给炊事员，盛了玉米面糊糊，就着咸菜吃了起来。在4天的视察中，他坚持与群众同吃一锅饭。
1962年五六月间，为贯彻党中央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周恩来、邓颖超在东北三省工作了一段时期。到东北后，周恩来就对管生活的同志“约法三章”，说：“有几样东西不能吃，鱼、肉、蛋，肉制品也不行。毛主席在党中央带头，我在国务院带头。群众有困难，做领导工作的更不能特殊。”按照周总理的规定，每顿饭只能给他做两小盘素菜一个汤。一次，周恩来来到鞍山，餐厅给他做了四菜一汤，他亲自端下两个菜，告诉留下来下顿热热吃。周恩来点名要的东西有两样，一个是让弄点地瓜粉，早晨冲着喝，一个是高粱米，保证每天吃一顿粗粮。同志们担心他不好消化，周恩来说：“东北人民能吃高粱米，我当总理的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吉林是农业生产比较好的省份，在吉林视察期间，当地政府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知道北京供应紧张，早已做好准备。早餐准备得很丰盛，周恩来、邓颖超立即提出了意见。邓颖超用红铅笔写了一个菜单：“山珍海味、名贵食品禁吃，肉蛋和油炸食品少吃，多吃面食和粗杂粮。”油炸品少吃，是因为当时全国食油也很紧张。这个菜单送到了食堂，一位老厨师看了十分感慨说：“我做了几十年的饭，所见到的都是要吃高级山珍海味的菜单，从没见过这样的菜单……”
在旅大（今大连）视察期间，周恩来下榻在大连宾馆。深夜，周恩来仍在灯下工作着。这时，服务员小刘给他送水。周恩来便亲切地请她坐下，用拉家常般的语气，从问多大年纪，家里有几口人到做什么工作，同小刘攀谈起来。周恩来问：“小刘，你家的粮食够不够吃？”小刘回答：“基本够吃。”“听老人讲，若是在旧社会，遇上这么大的灾害，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目前虽有些困难，但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困难也是暂时的。”周恩来对小刘的回答表示满意，对她说：“你说得很对。今晚请你坐一会儿，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克服眼前困难的事。”小刘顿时惊诧不已，周恩来说：“现在城乡人民生活都有困难。农村就更艰苦些，口粮标准低。目前正是大忙季节，社员们每天起早贪黑，农活很重，又吃不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实在不易呀！小刘你懂吗？”“我懂。”“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国家现在有困难，拿不出更多的粮食调往农村，请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节约1斤粮食支援夏锄，你看行不行？”小刘果断表示：“我们保证做到。”周恩来笑笑说：“你一个人做到能解决多大问题？我是问你，如果城市人民都这样做，是否能行？”小刘低头沉思着。这时，周恩来说：“看来，这个问题一时不好回答。这样吧，我给你个任务，请你和家里人、周围同志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但不要说是我说的。商量的结果，尽快告诉我，一定要讲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