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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者”与文学想象
作者：张颐武
近年来有关中等收入阶层的讨论相当热烈，特别是对其文学想象的关注更成为批评理论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有关这一问题的探索和中国社会变化的进程有着深刻的联系。文学想象乃是社会转型的表征。社会变化为新的文学想象提供了合法性的前提。
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到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中等收入者”被写入报告，无疑显示了国家对于社会的阶层利益和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中等收入者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
在北京近年非常有影响的《经济观察报》在2002年11月26日发表社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意义深远》，对报告的这一论点高度评价。《经济观察报》作为以社会“中等收人者”群体为读者对象的财经媒体，不仅是站在自身发展的角度完全赞成这样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将从执政党的思路演进成各级政府今后政策选择的核心，藉此建构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体系，进而实现中国社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这篇社论对“中等收入者”做了相当具体的描述：我们发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既有从事第一、第二产业的佼佼者，也有来自社会各个群体的劳动者。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中等收入者’群体对现代化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是定型现代化社会结构及利益格局的中坚力量。”“一个城市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职业稳定、收入稳定、消费能力和生产能力都比较稳定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成熟，就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学艺在11月1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对“中等收入者”作了高度评价：“中等收入阶层在政治上与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在政治上是支持政府的力量。中等收入阶层是经济主体和稳定的消费群体。中等收入者阶层是文化的投入者、消费者和创造者。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
《经济观察报》和陆学艺的论点相当接近。他们实际上都凸显了“中等收入者”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性的崛起。他们的能力和地位已经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肯定，他们的话语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合法性。这似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它显示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力量格局的转变。中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合作乃是中国社会进程的最为引人注目的进程。这个新的阶层一方面和全球化和跨国资本有深刻的连接，它能够介入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发现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与国家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中产阶级也通过对于往日的怀旧和回顾建立了自己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独特的谱系，也开始建构新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我们进行这样简单的描述式的讨论乃是为了观照中等收入者的文学想象的含义。在文学想象中，中等收入者是如何“呈现”自身的，他们的文学想象的意义何在，乃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
对于文学想象来说，中等收人者的品味和价值带来的后果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一种新的“都市性”在中国文学中的崛起是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都市性乃是将文学想象的中心转移到都市，都市开始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
据李欧梵指出：“概括地说，五四以降中国现代文学的基调是乡村，乡村的世界体现了作家内心的感时忧国的精神，而城市文学却不能算作主流。这个现象，与20世纪西方文学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欧洲自19世纪中叶以降的文学几乎完全以城市为核心，尤其是所谓现代主义的各种潮流，更以巴黎、维也纳、伦敦、柏林和布拉格等大城市为交集点，没有这几个城市，也就无由产生现代西方艺术和文学，所以，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西方现代作家想象中的世界唯在城市，城墙以外就只有野蛮和无知；不论城市如何光明或黑暗，没有这个城市，世界就无法生存。”(《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112页)农村与城市的对比和冲突一直是“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的中心焦虑。不仅许多作家来自农村，对于农业生活的记忆是文学想象的不竭的源泉，城市是在和乡村的对比中存在的，往往城市是被乡村所界定的，除了“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等人之外，中国并没有真正表达都市经验的作品。而今天的由中等收入者所表达的都市经验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都市感觉。一种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中心。这种都市性在于对都市空间的展示和都市，生活的处理都不复有那种乡村记忆的影子，城市的经验具有一种完全内在化的展现。由于中等收入者开始完全没有了乡村经验，他们也彻底地切断了和乡村的联系。他们生活在一个大都市构成的网络之中，由都市网络加入和参与全球化的生存。这种新的“都市性”从刘索拉和徐星的小说开始有了雏形，直到“七十年代作家”才得以完成。小说家邱华栋最近接受采访时也点明：“我觉得，从鲁迅到莫言这不到一百年的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这些优秀的作家，写作的背景都是农村和农业社会，而未来能够成为汉语文学的增长点的，毫无疑问是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下一个可以代表中国文学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必将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写出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处境的作家。”(《中国民航报》，2002年12月9日)因此，这些年轻的作家对于“都市性”有高度的自觉。他们对于城市的描写是真正“卷人”式的，乃是将城市的滚滚人流和混乱的时空状态作一种体验式的表述。这种都市性一方面具有某种“颓废”的特点，是与一种浪漫而自由的生活相契合的，另一方面则充满了对“机会”和“欲望”满足的渴望。中等收人者的文学的经验的最重要的想象乃是“都市性”的。于是，在邱华栋的《花儿花》中，乡村惟一出现的段落就是在高速公路修路的情况下，一群从北京开车到上海游玩的年轻的白领开入了一段村中公路，他们被一群粗犷的村民拦住要钱，这群人无奈中给了50元后才可以离去。而车子外壳则被村里的小孩划了长长的道子。乡村已经变成了一种抽象的风险，而不产生其他的意义。
其次，与消费主义的合法化相同构，日常生活的意义被放大为文化的中心，被神圣化，而昔日的现代性的神圣价值被日常化。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里，伴随着中等收入者的崛起，他们的想象往往强调日常生活的意义。日常生活的欲望被合法化，成为生活的目标之一。在现代性的宏伟叙事中被忽略和压抑的日常生活趣味变成了文学想象的中心，赋予了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日常生活的再发现的进程，完全主导了新的文学想象。它通过对于日常生活的描写表征自我的存在和价值，而这种日常生活又是以消费为中心的。在消费之中，个人才能够发现自己，彰显个体生命的特殊性。消费行为成为个性存在的前提。而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和消费的价值被凸显出来。如沈宏菲的《写食主义》就赋予了美食以非凡的意义和价值，食物的意义被完全审美化了，它的消费成为一种文学生产的关键。而在另一部都市小说中，消费的日常生活特性变成了写作的最为关键的前提。在写到女主角要开始写作时，小说这样描写：“在家我铺开雪白的稿纸，不时照着一面小镜子，看看自己的脸是不是有作家的智慧和不凡气质。天天在屋里轻声走动着，给我倒‘三得利’牌汽水，用‘妈妈之选’牌色拉乳给我做水果沙拉，还有‘德芙’牌黑巧克力有助于启发灵感，唱片选有点刺激但不分散注意力，调试空调的温度，巨大的写字台上有数十盒‘七星’牌香烟，像墙那样整齐地堆砌着，还有书和厚厚的稿纸。”“有一长串书名已想好，理想中的作品应该是兼具深度的思想内涵和畅销的性感外衣。”“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写一写世纪末的上海，这座寻欢作乐的城市。它泛起的快乐的泡沫，它滋长出来的新人类，还有弥漫在街头巷尾的凡俗、伤感而神秘的情调。”这些表述里不厌其烦标明写作时周围商品的品牌和写作作为日常生活行为的一种选择的形态，而“书名”不过是众多商品品牌的一种，这标志了写作的日常生活性和消费性。这样的表现将日常生活赋予了神圣的意味。而中产阶级的温和和保守的社会性格和与跨国资本和全球化的内在的联系都使得文学更加世俗化。各种激烈的意识形态主张，无论是左的或者右的都在社会中变成了边缘的思潮，已经无法被社会接受，而仅仅变为满足中产阶级的现实的挫折感和文化冲动的消费品。
第三，个人负责的价值观的崛起成为一种文化标志。
新的文学想象的另外一个前提乃是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伦理。个人力争上游乃是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基础，而和这一基础相关联的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和行为负责的价值乃是文学表达的前提。一切已经由传统的社会负责转变为个人自己负责，个人生存的问题只有个人自己承担。所谓“七十年代作家”的自我观照的前提正是一种个人自我的存在经验和个人负责自己行为的观念。这种新的个人已经不复是“现代性”中宏大的主体，而是试图以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人在世界上游荡。于是，这些写作中的个体的一切都似乎脱离了群体的关照。认同感和个人负责的伦理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常常被这些作家表现得淋漓尽致。如魏微的《情感一种》描写一位年轻女性和一个有权势的男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其中一方面是没有感情的交往，另一方面却是个人面对的问题和困扰。这篇小说将一种个人作为自己的最后的防线的价值凸显得格外清晰。
最后，国家的角色在文学想象中由“民族性”转变为“市场性”的。
这一转变是中等收入者崛起带来的新的文学想象策略。国家和中等收入者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连接是以国家的象征性的延续和话语的形式的延续和话语的内容的改变为基础的。国家的象征性的话语的维系和延伸其实起到了保证社会的秩序的安定的象征性权威存在的意义，而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话语的存在则完全是另外一套与市场化和消费文化紧密相关的东西。于是，从表面上看两种话语完全脱节，似乎是不相交叉的平行线，但实际上，国家的象征性话语乃是一个“金钟罩”。它化解社会冲突，用一种固定的结构和刻板的形式克服各种对于经济成长产生危险的话语。它早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意识形奔的功能，而是为日常生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安全阀和保护伞。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国家或社会都并没有急速改变话语的冲动，而仅仅是改、变其内在的含义。这使得中国对世界的态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家直接以“改善投资环境”的话语与跨国资本之间建立了联系，同时保障社会的安定和谐。国家目前乃是一个市场的转换器，百年“现代性”构成的“民族性”国家，在这里已经转变为一种“市场性”国家。民族国家的强烈的特性已经被市场性国家的温和开放所取代。国家既是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保证，也是本土居民的利益和在全球化中的安全的保证。在一个自由无限，安全匮乏的全球化竞争的战场上，国家变成了一个各方面都不可或缺的安全提供者。它在个人与全球资本之间提供一种中介。“中等收入者”和国家的合作似乎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最为明显的动力。国家由于中等收入者的影响而更加灵活和机敏，中等收入者则也依赖国家的平台而具有前冲的能力和获得基本的安全保证。于是，在文学想象中的民族认同仍然有自己的表现，但它已经和一种市场性的话语相互连接。民族感情和一种市场原则之间的内在的张力经常变成写作的动因。不少“七十年代作家”的写作都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国家”保障自我存在和发展的能力变成了中等收入者文学想象中的一种必要的存在。如在一部著名的白领小说中，对于国家的认同和个人的放纵令人惊异地混合在一起，一种政治性的关切和个人的消费的跨国性完全混合无间：在盛大的派对中，塞尔维亚人和美国人混在一起，他们的冲突和我们的认同与同情几乎是并置于小说之中。
(三)
中等收入者的文学想象当然有异常复杂的因素。它一方面表现了中国发展的力量和中国文学的活力；另一方面却又仍然表现了严重的问题。它在挑战我们对于文学的观察。我们如何在面对这种新的现象和话语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在认真地思索它提出的复杂的问题，给予同样复杂的观察，乃是我们必须回应的问题。这里，思考这一文学想象存在的合理性和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尖锐性之间的平衡是我们所需要的。一方面，这一文学想象也已经展现了自身的活力，它所显示的中国人改变自身命运的激情和对于新的生活的渴望自有其正当性。另一方面，它的片面的对于“底层”的冷淡和对于我们“现代性”原有的“革命”历史记忆的冷淡仍然是我们必须反思和追问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有一种更为灵活和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