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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对后现代的反拔
作者：陈晓明
“中等收入阶层”这么一个别扭的社会学名词，现在突然间要承担起文学评论与时俱进的重任，这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我以为在文学和文化评论中不如用更简明的词来描述更好些，例如，叫“中收族”更好。省去了语言上的累赘，也避免了与“中产阶级”这个被打上印记的概念混淆。“中收族”中更年轻更前卫时尚的群体的就是“BOBO族”。 “中收族”富有中国特色，带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含义，其覆盖面也更广些。“BOBO族”与国际潮流接轨，也与中国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趋势并驾齐驱，也可以在大部分的内涵上与中等收入阶层重合。
当代中国文学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变化不管如何剧烈都是在文学圈内，都是在文学史的前提下发生的文学本身的变革，它总是在文学传统的延续性上来解释发生的一切变化。不管是意识形态的推论实践，还是纯粹的如先锋派的文本实验，作家主体及其采用的表意策略都是文学自给自足的。但现在，文学受到外部其他文化的影响比任何时候都强烈都多，当这种外部影响达到峰值时，文学原有的那些本质命题也就发生改变。例如，文学写作主体的变化。现在青年一代的作家不完全是背靠意识形态体制来进行文学写作，而是主要根据个人经验来写作。这样，他们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状态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个人的生活被卷入当今时兴的消费社会时，他们的写作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社会的影响。他们的写作资源、价值取向、美学趣味、文学的功能定位等等，都与消费社会结下不解之缘，而与过去的符号权力轴心相分离。不管是“BOBO族”，或更广泛地说，当今迅速崛起的“中收族”的写作，显然是消费社会迅速发展的产物。
在这意义上来说，“中等收入阶层”的文学，显示出了现代性对后现代的反拨。当然，从理论的层面上，我们有必要看到，“中收族”的文学确实标志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史发生深刻的变化，尽管我们不用“现代性的终结”这种描述来指称这种变化，但那种宏大的民族—国家寓言式的叙事，明显转向了个人化的、私人性的小叙事；对那些悲天悯人的命运的关怀，转向了感觉、体验和想象；厚重的深度感变成了轻薄的平面感。所有这些特征都让人感觉到，文学的那种历史性正在消失，那种宏伟的抱负也再难有用武之地。我们难道不得不面对文学的性质与功能都在严重退化这样的现实?当代中国文学越来越软弱无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历史具有不可超越性，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如何去恢复文学宏大深厚的传统呢?而且，历史还具有不可抗拒的趋势，这并不是重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应该存在”这种陈词滥调。而是说，历史的变化总是诸多合力的结果，我们不可能就某些局部的因素改变就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也可能我们需要调整思路，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变化。
我们怀有的对文学的记忆，显然来自中国的现代性传统。中国的现代性文学无疑是典型的宏大的民族—国家寓言，而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的现代性单方面往超常的历史化方面发展。我们一直秉持这种传统，把它当作不能超越的历史前提条件，并且把它看作文学天然的惯例。中国的现代性文学，是为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的历史规划推上了特殊的历史之路，并不是说中国文学天然就应该是宏大雄伟博大精深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性文学在匆忙中就走上了自己的特殊道路(无产阶级革命之路)，而没有像西方现代性文学那样，有一个较长的生长于资本主义社会土壤的过程，作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一种表现手段。不管怎么说，现代性文学在其起源的意义上，肯定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它参与创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那些价值观念、情感表达方式、审美感觉方式。我们可以用进步／没落这种观点去描述它的历史存在状态，但我们不能取消和永远跨越这种状态。
中国现代性文学当然一度也参与创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以及情感表现方式，但很快就被民族—国家的宏大的寓言叙事压抑下去，逐渐边缘化终至于消失。很显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出现“中等收入阶层”，文学的写作群体与接受群体在相当的程度上都受到这一社会阶层壮大的影响。当然，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非常暧昧和含混的指称，它既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现在的中产阶级，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早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个阶层既没有明显的政治诉求，也没有在经济利益上的代言人，它也不构成一种社会集团力量。这只是一个虚拟的生产群体、就业群体和消费群体，因而，它们只具有被文化符号化的功能(而没有或者说现在还不明显有历史实践功能)。它们只是一个消费的阶层，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问题的蹊跷就在于，当代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主体都具有“中等收入品性”——它们是、或者倾向于成为中等收入阶层。而关于中等收入阶层和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的想象，又构成当下社会主要的想象，由此文学生产的主导趋势向着这方面转化。需要指出来的是，并不是说直接描写“中收族”生活的小说(以及其他文体)才属于这一范畴，重要的是那种情感性质和审美趣味。
当然，现代性对后现代的反拨也不再具有充沛的历史活力，现代性的那些动机也在二者的重叠较量中失去实际的历史品质。这种反拨当然使二者都处在大打折扣的状况中，或者说处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境遇中，它既带有现代性的印记，又沾染上后现代性的某些特征；但它少了现代性的厚重，也不具有后现代的尖锐。从总体上来看，它更多地倾向于消费潮流的时尚并偶尔透示出轻松自如的叛逆。其中散发的浪漫主义气息，当然不可能有任何革命的气节，只具有保守与调和的品性。由于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文学事业，这使当代中国文学多了点柔弱优雅之气，在“中产”的味道中，更倾向于“布尔”(布尔乔亚)一路。当然，不管如何，女性不可能一统天下，还是会有部分男性参与到文学行业中来。由于这个时代有倾向于女性化的趋势，女性容易成为时尚的宠儿，而男性相对困难得多。这使得进入的男性更具有“波西”(波西米亚)的特点。正如皮尔．布迪尔所说的那样，依靠个人的自由的选择参与文学艺术活动，这个过程具有解放的作用，给新兴的边缘文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生存的可能性。
然而，把它看成是一种无谓的历史倒退，不如说一次必要的补课——补上文学现代性的“布尔乔亚”这一课。从社会历史宏观方面来看，它是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长期缺失的个人主义情感，对人性的心理、隐私、内在体验以及身体的理解和呈现诸多方面的补充。这种观点肯定要招致非议，现在什么年代了，还要补上“布尔乔亚”这一课?首先，这里的“布尔乔亚”并没有什么可怕，它其实也就是“城市白领”，或者说是从小康奔大康途中的那些人群，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含义；其次，早期现代性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与大机器生产相联，而现今的文化时尚的“中收族”精英们则与信息产业、金融资本和互联网等新技术产业相关，认知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三，它只是一种情感类型，一种生活态度和审美趣味。总之，中国的现代性文学过于匆忙地转向了无产阶级和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现在不过是把被压抑的那些个人化或私人性的情感重新温习一下而已。这确实是一个妥协的方案，它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这个时期互相拉扯结果获得一个平衡的结果。也是民族—国家向“市场国家”转型的必然产物。从总体上来说，这种美学品质倾向于个人情感的深化，有助于社会的平衡与稳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又经历过剧烈的政治革命的社会来说，这种文学可以重新夯实现代性的情感基础，并且同时注入后现代性的品质。当然，对于文学艺术本身来说，中等收入阶层的文学注定了是“中等的”文学——其艺术倾向：、水准和趣味都必然是“中等的”，其隋性本质则有待于“BOBO"族的革命性欲望强化后加以突破。“BOBO族”中的波西米亚分子是否有可能更多的表达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趣味，则有待于历史的变化发展提供的契机。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现代性既走到了尽头，它又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核心，也是造成矛盾和妥协的现实基础。在当今时代，中国的文化积累、知识教育水准以及人们的感觉趣味，都在不同程度上混合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因素，由此也就不可避免造成文化生产和接受的主体，同时具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双重特征。在现代性的极限处寻找它的起源，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但当代中国始终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历史情境中走着它自己的路。代价是要付出的，但路还是要走下去的。未完成的现代性之路，就不得不在后现代的重叠中一起成为我们绕不过去的必由之路。
2002／12／16改定于北京东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