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副科级”的文学大师
作者：葛胜华
因为凭着他的革命资历、广泛影响和出色才华，弄个比副科级高得多的职位毫无问题，只要他稍稍钻营，哪怕俯就随俗一些。可他多次自愿婉拒了升官发财的机会，讨厌与达官贵人交道。孤守津门一隅，守着他的荷花淀的一缕芳香，坦然、欣然地站在这个热闹熙攘的世界之外。正如费罗斯特吟唱的那样：“森林中有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一条，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理性地说，这种抉择对于绝大多数颇有成就的作家来说是困难的，难以想象的。毫无疑问，孙犁是他们当中一个坚守孤独的“另类”，他宁愿在自己的灵魂深处默默地流亡，也不肯为了功名利禄污了他的清白。所以守在“灯火阑珊处”的文化圣者孙犁，才能引得无数流连于灯红酒绿的俗人“蓦然回首”，心中升起一股敬意，又一丝羞赧。
与孙犁同处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排的作家，有几个不是政务缠身的“官人”?可惜，他们曾经勃勃的艺术生命和强大的创造力在热闹的官场应酬中逐渐消停了。我不知道，他们除了名声显赫的官衔外，还给新中国的文学事业留下些什么?就是像孙犁一样从延河之滨走过来的“乡土”作家赵树理、柯仲平、欧阳山、周立波、马烽、西戎、阮章竞、康濯……又哪一个不比孙犁要高出好几个官阶。可谓个个有头有脸，人人春风得意。心醉神迷或身不由己地把文学事业当作副业做了。这是中国文学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我曾把徐州师院一九七九年编辑的《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中二十多位知名作家的主要职务罗列了一下(编者注：名单由本刊删去)，引起了对中国文学的无尽反思。
他们都是作家中的佼佼者，都曾以出色的才情和对生活的挚爱而创造出风格独特、品位高尚的优秀作品，赢得了读者的普遍喜爱和充分尊重。但他们很快就从文学的风景线上消逝了，一头钻人了原本已是十分庞大臃肿的官员堆里，迷失了飞扬的个性、灵动的情思和澎湃的激情，而逐渐异化成了毫无主见、人云亦云、官腔官调的“螺丝钉”。除个别人以外，绝大多数的创作都几近枯竭。伟大的郭老、茅公、曹禺陷进了忙碌的公务之中，天才的冯至、田间、何其芳嘶哑了他们曾经亮丽的歌喉，湘西汉子沈从文躲进了故宫的古纸堆里讨生活，那是一种欲求有为而不得的无奈的选择；桀骜不驯的肖军在被击打得遍体鳞伤后，一头扎进了东北深山老林做起了武术教头；金敬迈、李英儒、浩然、张永枚这批颇有活力的文坛新军，被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播弄得忽而上九天揽月，忽而下五洋“做鳖”，坊间最近热销他们的回忆录，可读来读去都是“怨”，为自己的“失身”而辩解。其实，除了“四人帮”的因素外，我认为作家自己是需负主要责任的。说穿了，是人性深处的魔鬼在作祟，吴晗的悲剧也属此例。不是吗?那么多聪明绝顶的“灵魂的工程师”竟自动放弃自己擅长的营生，着魔似地追逐着他们总也摸不透的时代风云，从而陷进了一个又一个万劫不复的轮回之中。或献媚争宠而迷失了自我，或你批我斗而毁掉了自我。批肖也牧时，丁玲、冯雪峰不问就里联袂上阵讨伐，转眼间，五七年反右自陷缧绁；批《武训传》、批俞平伯、批胡风、批丁陈、批一切的一切，周扬次次都是主将，而很快他又与他竭力批垮搞臭的人一起相会在秦城监狱。清人袁枚的一首《戏咏箸》，现在读来倒好像专为周扬辈而作。诗云：“笑君攫取忙，送人他人口。一世酸咸中，能知味也否?”当然，，周扬死后备极哀荣——味道好极了，有领导集体送他上八宝山，有铭功记德的华美悼词为他盖棺定论。但是，倘若五十年后重修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情形恐怕就难说了。
唯有孙犁独立于津门，耐心地筑起道德的篱笆，尽可能地锁住门外阴晴不定的社会气候和宝马香车的官场诱惑，过布衫布履的淡薄日子，干单一纯粹的文化人的活儿。没做过一件落井下石的丑事，没写过一纸颠倒黑白的文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人淡如菊，自成风景。他是极少数几个能将自己一生文字编人全集而毫无一丝愧疚的作家。与那些官至司局级、省部级的文化政客相比，小小的“副科级”实在微不足道。好在历史老人还不糊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硬是将伟大、崇高和敬爱赠于了孙犁。而当年播风弄雨的“名流”们呢?茅盾不用说了。郭老忏悔过，对一个叫陈明远的青年朋友说：“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建国之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曹禺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才幡然醒悟，为自己贪恋红尘耗尽才华而痛心疾首。在病榻上，他一次次逼问女儿万方，拷打着自己的灵魂，那声音、那情景，至今仍感撕心裂帛。同样做了高官——国家文化部长的有三位知名作家：袁水拍、贺敬之、王蒙。三人中，王蒙算得上是个明白人，懂得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道理，做了两年部长，回归作家本行。如今创作旺盛，成果斐然，想必活得也很自在。
上举数人都曾是誉满京华、云蒸霞蔚、长袖善舞、腾蛟起凤的大家，但在他们谢下人生大幕时，除王蒙外，恐怕都不免有些凄惶和难堪。没想到，一向平淡、低调、孤僻、不善抛头露面的孙犁在落幕时，却金碧辉煌，美丽异常。这种反差，颇耐寻味。他也曾经历过密如蛛网似的政治运动，也曾面对各种高压或诱惑，他却“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王勃《滕王阁序》)，洁身自好，从容处之。既没被圈入“反党集团”，又没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帮”后也没让“说清楚”。诚然，“文革”中蒙受了冤屈，但天网恢恢，中国全体知识分子的劫难日，作为文化人的孙犁自然是“一个也不能少”。由此观之，孙犁实在算得上一个高人，一个大智若愚的哲人，一个逝去的年代里少有的具有独立思想品格的人。照我的理解，其实他活得一点都不寂寞寡淡，他自有他的精神家园和心魂私语的港湾，那是百里大淀、千里长堤、万朵荷花，那里有他的爹娘妻儿、同学乡邻，有春儿、芒种和水生的女人……所以我说孙犁一生都行走在故乡软软湿湿的土地上，浴着中华民族崇高精神的光芒，很温暖，很自由，正如被锁进故宫古字堆里的沈从文似的，一介寒士却硬是活成了精神富翁。因为他心中一直流淌着家乡的沅水，沅水旁宁静的边城，边城里美丽而忧伤的翠翠，他不只以高寿而善终，还以其精粹的创作给中国的文学史馈赠了温情和浪漫。
孙犁给中国作家提供了这样一种榜样：官可以不往高处做，人品不可以不往高处提升；人生中不必样样赶浪头，艺术上必须守得住自己的追求。老子曰：“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聋。”要做个耳聪目明者，必须知出知人，学会该拒绝的拒绝，该坚守的坚守。他不仅自己忠实地做到了，还以其人格力量感染着两位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