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先锋批评应有的尊严

作者:阎晶明




  近日读到洪治纲的长文《先锋:自由的迷津》,我是以拜读的姿态来读这篇文章的,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文坛对先锋文学的大体态度是:在创作上顶礼膜拜,在批评语调上又常常夹杂着不满和不屑,这种矛盾的态度耐人寻味。而洪治纲的这篇长文,似乎是要努力解开这个谜团,因为正如文章副标题所说的那样,这篇文章意在解答“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先锋小说所面临的六大障碍”。通读之后,我的第一印象是,这篇从标题上看应是尖锐犀利的长文,内里其实还没有达到有力的突破,围绕先锋小说的困惑和迷雾,没有得到彻底廓清。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都处在对一种文学现象认识和梳理的过程中,终结性的结论不会有。我想写这篇文字,不是想和洪治纲商榷什么,而是联想到了“先锋批评”(洪治纲语)的处境和可能性。
  我个人感觉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写作时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中,他对中国先锋小说的现状不满,想要发出一支利箭,却又不想伤害任何具体的对象,所以作者煞费苦心地找到了一个看似机智、却也充满矛盾的写作方式,以否定式的标题列出中国先锋小说的若干“障碍”,其中又暗含着作者心目中先锋小说的理想情景。就小说创作本身而言,洪治纲找到的“障碍”其实是四个:虚浮的思想根基;孱弱的独立意识;匮乏的想象能力;形式功能的退化。言下之意,先锋小说的理想状态应当是:深厚的思想根基;强劲的独立意识;丰沛的想象能力;形式功能的创新。作者的论述也正好在这样两条线索上忙碌。一方面,他对中国先锋小说在以上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无力和虚假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从西方文本中寻找先锋小说的榜样。这样,对先锋小说理想状态的描述和对中国先锋小说的批评相互交融在一起,有时是相互纠缠在一起,在理论探讨和文本批评间游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洪治纲描述先锋小说的理想状态时,他可以放心地以当代西方作家作品为例说明道理,如卡夫卡、普鲁斯特、昆德拉等等。当他要对中国先锋小说的疲弱进行剖析时,却几乎没有以大量的作家和小说文本为分析对象,而这正是这篇文章最有可能出彩和发力的地方。在理论批判的过程中,作者仍然使用了肯定式的例证分析,强调在整个中国先锋小说不能令人满意的境况中,只有几位作家出色地体现了先锋小说的特质,他提到的名字是刘震云、莫言、残雪、余华等业已成名的作家,这种表述方式很有意思。在批评中国先锋小说的不足时,作者只在一处简略地提到几个名字:朱文、韩东以及李冯、格非的部分小说,指出他们的某些作品“精神深度非常可疑”。文章的另一处又正面引用了韩东的一段话,用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块用引文做成的“橡皮”又把前面轻微的“点名批评”轻轻地擦掉了。
   然而,最关键和紧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先锋小说,如何去划定它的大概范围?或者,我们曾经把谁误认为是先锋小说作家,其实他或他们还离先锋小说的本质要求相去甚远?我觉得,作者在此失去了勇气与穿透力,然而这是一篇本来要表现勇气与穿透力的文章。既然有对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文学现象的分析,就应当以大量的作家作品为实际的剖析对象,用理论刀锋解剖创作肢体。然而作者回避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先锋批评”本来应有的基调。我觉得这深有趣味。这不是一个批评家的问题,而是许多批评家都有可能遇到的困境。
  先锋小说,一直以来是我们的期待,因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无论是内容主题上的还是形式和手法上的,都更多地孕育在先锋小说中。然而中国先锋小说的现状,却又常常令读者,特别是以职业读者面目出现的批评家怀疑。面对一个具体的小说文本,批评家可能会对其中蕴含着的任何一点新意和突破进行热情评介,面对整个中国先锋小说的状况,又觉得更多地是在仿制中徘徊不前,洪治纲指出的四条致命缺陷就是要害。因此我们就会面对这样一种批评基调上的游离和矛盾:我们总是对某一具体作家作品的先锋性进行正面评述,并且可以分析得有条有理。然而在把中国先锋小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时,又常现批评的锋芒,站在世界文学尤其是当代西方小说的背景下,指出中国先锋小说存在的不足。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评论时,热情绰绰有余;对作为整体的先锋小说进行分析时,又冷静且近乎尖锐,这就是中国先锋批评呈现给我们的大体风貌。这种矛盾甚至尴尬的批评样式,有时还体现在同一个批评家的写作中。换句话说,我们的批评锋芒多在泛指时出现,批评对象是匿名的,明确的批评对象也多以“榜样的力量”出现;在确定批评对象的情形下,更多的是以善解人意的姿态出现。
  批评就这样落入到自己挖掘的陷阱中。在保全尊严的批评和温和客气的评介之间,我们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加以融合。我们一方面忙着为作家作品归类,为他们划分流派;另一方面又泛泛地批评这种概念炒作,这些事情大多是批评家们合力完成的。比如前些年有批评家把池莉小说概括为“平民写作”或“为平民写作”,还要加之以“零度叙述”的现代性批评结论。这种概括对正处于上升期的作家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明晰的、特别的标签使之成为某种创作的代表性作家,尽管这未必是作家本人的初衷。然而池莉本人后来对批评家的这种定位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令批评家很为尴尬。我以为这个典型个案很能说明批评家保持批评独立性的重要性。把握一种属于自己的,同时又是一以贯之的批评基调,是批评家从事批评的必要前提。也许我们没有刻意去显露过锋芒,但也未必一定要热情追捧。关于批评家应当持什么样的基调来从事自己的职业,我非常同意洪治纲文章中引用的蒂博代的比喻,不妨在此重复。“好的批评家,像代理检察长一样,应该进入诉讼双方及他们的律师的内心世界,在辩论中分清哪些是职业需要,哪些是夸大其词,提醒法官对律师来说须臾不可缺少的欺骗,懂得如何在必要的时候使决定倾向一方,同时也懂得(正像他在许多情况下都有权这样做一样)不要让别人对结论有任何预感,在法官面前把天平摆平……”这就是说,批评家不是法官,批评家是冷静地把握着法庭气氛与秩序的公平的人。其实,如果有一种批评可称是先锋批评,那么它的硬伤是在“对先锋小说实际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揭示上尤为不足”(洪治纲语)。一般性的、没有确指的批评再全面深入,也无法触动和影响作家的创作。批评的力量和勇气显示在,批评家能够在坚持自己批评原则和批评标准的前提下,平等对待不同文本,用冷静的智慧刀锋,切开置于案前的“中国先锋小说”,做一次深刻的解剖。让那些真伪优劣的“中国先锋小说”家们,既期待又害怕面对“先锋批评”家,从而树立批评的威信,找回批评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