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文学所最珍贵的是什么？
作者：张 韧
第二宗宝即是充足的时间资源与宽松的学术环境。时间是人类共有的，为什么单单强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时间资源特点呢?可以说，除了政治风云岁月，在正常年代除了规定的每周例会，一个研究人员所得到的读书与写作的科研时间是相当充足的。而且，全所各室业务息息相通，有一个以人为本、尊重学问、学术至上的自由宽松的环境。市场经济浪潮中曾流行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我则喜欢说，有钱难买时间。时间给你了，就看你是否以成功回报时间。有了充足的时间资源，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它对于研究工作者是极大的幸运。
第三宗也是最宝贵的即巍巍学府俊彦荟萃，一代大师创建了勤奋、严谨、开拓和创新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传统精神与大家风范。在这里无须列出郑振铎、俞平伯、钱钟书、蔡仪、吴世昌、贾芝等那些屹立文学历史巅峰的一位位大师的名字，也不必尽数一部部璀璨的研究成果。我觉得文学所大师群落与人材资源最为宝贵的是学识与学术结构多元多面的特点。全国名所古校的中国文学专业并不鲜乏某一个领域的大家名流，缺乏的是古今中外各个方面大学问家结构而成的一个综合性学术生态园。应该说，共和国开创期的文学大军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队伍，文学所人材基本格局亦如是。文学所并不是尽美尽善的，也有它的缺欠，但它特别难得的拥有那亲历“五四”新文学运动洗礼的文学泰斗，欧美及其他异域归来的大家。既有古典文学大儒，又有精通西学的名家；既有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家和评论家，又有“百科全书”式的学术资料专家。古今中外，鸿儒云集，学院派与社会批评派融合交叉，汇纳百川，浩浩荡荡，气势磅礴。文学所的人材与学术生态园，假如不是这样多元多面的综合结构，如果缺失或偏倾哪一块或哪一面，其“人气”和“文采”都将会黯然失色的。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大师的领衔者自然是所长何其芳。有意思的是，所内无论年龄大小级别高低，几乎没有人呼他何所长，而称之为其芳同志。在那个时代，用那样的称谓，它包含的丰富内涵无须多言，既尊敬又亲切。我1964年来所之后，多在所会上听到其芳同志的教言，单独聆听他的教诲还是“文革”的末期。当时的军宣队率领文学所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大部分人马奔赴远郊农村，少部分人在京郊一家齿轮厂劳动。其芳同志当时参加厂内车间劳动，做一些“轻活”。分配给我的活儿是跟一位老师傅学车床。一天中午，一位青年工人给我一张纸条，问纸条上两句诗即“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鸩之先呜”怎样解释。我一看，知道这是屈原《离骚》的名句，但不知如何准确解读。我就乘着下班前的一点空隙，求教其芳同志。他接过纸条看了看说，明天谈。第二天，其芳同志微笑着给我两张稿纸，上面写满密密麻麻小楷式的文字。从《离骚》的“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鸩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两句诗的原意，到鲁迅引用这诗句作为《彷徨》题词的用意，作了细致深入的解读。他还抄录了鲁迅先生所以引用《离骚》诗句在《自选集自序》所作的说明：“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芳同志为写两页“解惑”的文字，昨夜几乎通霄未眠。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我感受到那一笔一画盈灌着滴滴心血，对后学者充满关注之情，读着读着抑制不住泪水。我又感到，纸上抄录的屈原诗句和鲁迅的说明，这样的话语与诗情，是不是也拨动了其芳同志当时的心弦，引发了心灵深处的共鸣与震颤?被“文革”摧残和打散了的研究队伍，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所以较早地聚拢起来，较快地重新布成阵势，由冷而热的高水平完成科研任务，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尖子”人材。这一切与其芳同志带着病体，以无比的“战斗的意气”，率领大家拼搏奋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77年我写了一篇批判“四人帮”鼓吹“大写‘走资派”’的文章，完稿后鼓足勇气送给其芳同志，想听一听他的指正。他很快叫我到他家里，谈稿子的修改意见。走进他的小楼我一下子惊呆了，从来没有看到过私人收藏书籍如此丰富，他第三次让坐时我才从惊异中清醒过来。他那天谈话内容与精辟的见解，至今铭记：写文学评论不能就问题谈问题，要放在时代大背景之下，探掘问题的历史原因。他还用手指我的一段习作说，写文章不能只想自己观点怎样正确，还要考虑论者和读者可能指出的漏洞，将会提出哪些论点与你论战。又说，当代文学与其它学科不一样，它特别强调“当代”二字，要读更多的书，做学问要在广和深两方面下功夫。他的批评意见是严肃的尖锐的，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眼睛一亮，很温暖。他的话就如给我打开一扇扇窗户，使我对当代文学有一个比较深入的理解。不仅仅是这篇文章的刊出，日后发表的小说评论、思潮论、现象论及文学文化论等文章和出版专著时，常常感觉其芳同志的身影依然在前面引领着。
大学读书时曾看过陈翔鹤先生的代表作《不安定的灵魂》，知道他上世纪20年代初参加的浅草社、沉钟社，被认为是“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后来又读了他60年代初发表的《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两篇历史小说，深为感动和敬佩。1964年秋文学所部分人赴安徽寿县参加“四清”，我有机会拜识这位“五四”老人，并向他倾吐我读两篇历史小说的心灵震荡：那中华文人传统的刚直不阿的风骨，那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那精到的艺术笔法，使我深受感动。翔老认真地听着，不时露出一丝笑容，但对他自己的作品未置一字评论。反而倍加爱护地告诉我，听说要批判他的历史小说，让我小心点，别为他的作品说好话了。其实，翔老当时正处险境之中，批判的炮弹随时会在他头顶爆炸，但他并无畏惧之色，反而替他人担着一份心。回到北京之后，每见翔老，仍然关切地问我读了哪些书，有什么心得。有一次见面，他无意中提到有一位朋友患眼病，需要“熊胆”。我给一位东北朋友写了信，很快寄来了熊胆。翔老后来告诉我，治疗效果很好。可是“文革”爆发后，翔老被打人“反动学术权威”队伍，我不敢送药了。这说明在政治风浪中我的怯懦。翔老描绘陶渊明形象，我感觉他在倾诉自我。历史上的陶渊明并不是“浑身静穆”，“整天整夜飘飘然”，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他还有“金刚怒目”一面。倍受尊敬的翔老，他就拥有传统文人的这种风骨。
我到文学所的第一个上级是朱寨同志。当时文学所科研体制设有古代、现代、理论、民间等若干个文学研究组。“文革”政治风暴的前夕，有一个短暂平静的空隙。就在这空隙间，现代文学研究组“一分为二”，分离后的现代组唐先生任组长，划分出来的当代组组长即朱寨同志。他少年时代奔赴延安，就读“鲁艺”，开始发表作品。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先行者，果实丰盛。“文革”之前的大学中文系或一些文学研究机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通常是不分家的，当代教学与研究一般不打出独立学科的旗帜。即使进行当代文学教学或研究，它多划归于现代文学教研室，或称作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将当代文学研究从现代文学组划分出来，举起独立的旗号，这在当时全国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还是罕见的。当代文学从现代文学明确地独立出来，当时显然有其强化现实斗争的政治背景。一是“大写十三年”之风越吹越紧；一是紧锣密鼓的对当代文学“毒草”与“黑线”的批判。但是，当代文学研究作为相对独立的一个学科被重视起来，除了政治背景，应该说当代文学以独立的概念和学科提出来，还是有利于当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它开始摆脱现代文学研究的遮蔽，将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现状”“态势”等临时性应景性行为区别开来。尤其今天看来，当代文学研究、评论和教学已经有了自己的浩荡队伍，丰盛的研究成果，这一切与当代文学由从属(现代文学)地位走向独立是分不开的。现当代文学实现了“一分为二”的裂变，其历史意义不言自明。
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组长的朱寨同志，第一次与我单独谈话在1965年初。当时《文学评论》蔡葵同志约我写一篇稿子，评论写民族资本家起家的长篇小说。交稿后没有几天，接到朱寨同志的电话，叫我到他家谈稿子，他当时还兼《文学评论》的负责人。作为新进研究所大门不久的年轻人，我当时很紧张，稿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朱寨同志微笑着让我坐下，先问一下个人简历，读了哪些书，使我一下子解除了紧张。他对我的小文章作了肯定之后，提出了写文学评论应该注意什么。不能过多的叙述作品情节故事，要处理好情节叙述与理论观点二者关系，还鼓励我今后加强文学史研究与文学评论的基本功。我修改之后的这篇小文章很快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后来，在北大留校任教的老同学孔辰光来访，我们在东单一家餐馆欢聚，他举杯祝贺我在同学中较早发表了文章，我告诉他这是因为文学所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有前辈对年轻人严格要求和帮助。后来文章发表多了，书也出一些了，我对其芳同志倡导的“坐冷板凳”精神的体验越来越深，越来越感到文学所前辈名家的言传身教，其学术结构与研究环境是难得的。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50年的历史证明，作为文学研究中心，成功之路固然需要多方面条件，但“三宝”缺一不可。特别是文学所跨越“五四”与共和国两个时代所表现的大家风范，中西横贯，古今超达。一家名所古校永不衰败、浩气永存，并非必有高楼深院，乃是拥有代代传承的名家大师。固守书斋而不遁世；不贪金钱权势但对民族命运和文学、文化之兴衰，充满忧患意识与关怀之情。大师言传身教，薪火代传，为文学所积淀了珍贵的传统精神。生生不息，光耀宏宇。尤其近些年来，一批又一批从国内外名家院校走来的青年才俊，为文学所带来了青春朝气和新世纪的巨大冲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