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期
谁在为文言文唱挽歌
作者：高俊林
余生也晚，刚好属于而今在文坛上声名不佳的“七十年代的人”。所受到的文言文教育自然有限，不能与对文言文情有独钟的王先生相比。但由于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也读过四书五经及历代的一些别集。至于《师说》一文是中学课本里就学过的，至今也还能背诵下来。平心而论，我承认《师说》是一篇好文章，无论是在语言运用上，还是在情感表达上；但也不认为它就好到了笼罩古今、使一切白话文黯然失色的地步。在我看来，今天的人诚然写不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但像鲁迅的《野草》、沈从文的《边城》这样的文章恐怕韩愈也未必能够写得出来。
诚如晚清批评家王国维所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韩愈自己在《师说》里也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话。我们无法拿两个不同时代的两种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来作比较。楚辞无法与诗经相比，六朝骈文无法与先秦散文相比，宋词元曲无法与汉赋唐诗相比；同样，白话文也无法与文言文相提并论，只能说它们负着各自的时代使命而各有千秋。所以王先生认为“现实的问题不在于可不可比，而在于白话文比不过文言文，而且差距甚大”。这实在只是一种先验式的主观臆测。不要说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没有可比性，即使是同一种文学表现形式，由于风格的不同，我们也很难轩轾高下。金代的元好问就曾经犯过这样一个幼稚的错误，他在《论诗绝句三十首》里写道：“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前两句源出秦观的一首七绝《春日》。诗歌本来写得清丽委婉，自有动人之致。元好问偏偏要将它拿来与韩愈刚健奇崛的《山石》一诗相比，说秦观的诗是“女郎诗”。一柔婉，一雄奇，就像西湖与华山、苏州园林与万里长城、阿炳的《二泉映月》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我们能在其中分出高下吗?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李白和杜甫同样是唐代大诗人，但谁能说出他们两位哪一位更伟大，诗写得更有成就?南宋的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说了句明白话：“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飘逸沉郁，各有擅胜。我们不能以此之长来形彼之短，李白的《蜀道难》不能与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相比较，正如韩愈的《师说》不能与鲁迅的《秋夜》相比较一样。所以清代的袁枚就以为这种比较荒谬至极，让人无法信服。他在自己的《随园诗话》里还引用唐人元稹的话说：“鸟不走，马不飞，不相能，胡相讥?”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失去了一个特定的时代氛围，我们也就失去了一种特定的写作风格。且不要说今天，即使同样处在文言文写作时代，让韩愈与苏轼去写前人的《项羽本纪》、《洛神赋》或后人的《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恐怕也要勉为其难了吧。我们还要认识到，文言文写作有着近三千年的历史，而白话文写作迄今为止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在这有限的时间段落里，我们拥有了一大批公认的小说、杂文、散文、诗歌、随笔等白话文的典范之作，这就足以让我们自豪。它们即使放在文言文里也是一点不逊色的。白话文自然还有缺陷，还有待于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但我们不能因为它的缺陷就退而复古，正如不能因噎废食一样。王先生说“报刊上虽然偶见文言小品，却不足以悚动时听，掀起波澜。至于一些拙劣写家用冒牌文言文来混淆视听，更是误人子弟”。就算他的话有十二万分的道理，也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难道真地以为经过长期的努力，文学创作日后在文言文领域还会大放异彩，还会出现像韩愈、苏轼这样的文学大师?如果不能，那我们提倡这种既不利于文化普及又不能实现审美突破的文言文还有什么意义?更何况对于文言文的写作本身，王先生不是也发出了九斤老太式的感慨“一代不如一代”吗?事实上，自晚明小品文之后，文言文就已经江河日下、走上了渐趋没落的道路。到了晚清，经过梁启超半文半白的“新文体”的冲击，传统的纯文言文更是衰朽不堪一击。即使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文言文也是苟延残喘。王先生也承认：“文言文之厄运，与文言文自身的缺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旧文化的表现形式，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西学思潮浇灌下的新文化只能由新的语言形式来承担，白话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一代人是历史的罪人。这都是偏离了历史的情境本身去谈历史，对历史表露出了想当然的态度。王先生的观点庶几近之。我们反对那种激进的观点，像前两年摩罗在一篇文章中建议的那样，彻底废止学习文言文。作为一种珍贵的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吸收借鉴文言文的长处，甚至可以将其中的精粹直接嵌入现代汉语语汇；但没必要不加区别地全盘接受下来，再开用文言文写作的历史倒车。须知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的作家也并非不会写文言文才避重就轻的，他们其实都是文言文写作的圣手。鲁迅用文言文写作的《中国小说史略》与郁达夫的旧体诗至今为人们所传诵。胡适、陈独秀、闻一多等人也在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都有着良好的中西学根底。正是在中西新旧文化的对比中，他们作出了自己的正确选择。他们之所以提倡白话文是因为文言文在当时已经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而且极不利于文化的大众普及。就“启蒙”而言，白话文好读、好懂，更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以才振臂一呼，要求破旧立新的。
王先生认为“文言文非常适于汉字的写作”，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白话文不能适合于汉字的写作?如果说文字越古越简就越好，那么佶屈聱牙的《尚书》与晦涩难懂的《易经》应该是最好的典范，只怕连王先生最为推崇的韩愈也不会赞同这一点的。王先生还说自己的一位好友将李白的《蜀道难》翻译成白话后变得索然无味。但如果我们把鲁迅的散文《纪念刘和珍君》改用文言文去写，又会是什么效果?为了证明文言文胜过白话文，王先生举出苏轼《前赤壁赋》中的一段话，认为用白话文去写，“无论如何精雕细琢，也难以达到苏文之境界”。那么我也举一个相反的例子，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中的一段：“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如果把这几句变为文言式的古体诗，我不知道王先生有什么办法使它可以不丧失原来的韵味与情致。语言随时代而变迁，不独汉语如是，其他民族的语言也一样。文学要抓住时代的脉搏，就要不断地随之革新。墨守一种固定的语言格式只会扼杀文学创造的生命力。我没听说过今天在欧洲还有人用古希腊语或拉丁语来写作，也没有听说过英国人因为乔叟的诗歌与莎士比亚的戏剧而建议恢复古典英语写作；相反，他们倒是不断地涌现出像乔伊斯、奥威尔、艾略特这样的现代英语写作大师的。
王先生哀叹今天“好文字销声匿迹，滥文字铺天盖地”，对此我颇不以为然。须知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文言文，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后遗留下来的精品。而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品在当时从数量上讲都是劣大于优的。今天只要我们还能读到无数优秀的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就没必要悲叹“好文字销声匿迹”。我们不必替古人担忧，也无需为旧文化的没落而忧心忡忡。因为清人赵翼早就说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何况文言文在今天也并没有如王先生所悲叹的那样被“丢进历史垃圾箱”，而是依然“与白话文共舞”着。且不要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聂绀弩与胡风等人在监狱里坚持写旧体诗，钱钟书在下放劳动期间也用文言文完成了他的皇皇巨著《管锥编》。就我所知，今天提倡用文言文写作的依然大有人在，舒芜与舒乙两位先生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吗?在前年的高考作文里，一篇用文言文写成的《赤兔之死》还大得阅卷老师的青睐而被冠以满分。那篇文章是否真如专家们所称扬的那么优秀尚可讨论，但它传达了一个信息：文言文并没有完全消亡，在某些情况下，它还会时时发出强烈的反弹。用一个时髦的术语讲，相对于随处可见的白话文，偶而出现的文言文也算是一种“陌生化”吧。至于王先生将复兴文言文的希望寄托在某些“遗老遗少”们的身上，目前就我褊狭的视野所及，还没有看到有哪个“遗老”或“遗少”堪承此大任。而且随着“遗老”们的日渐凋零，未来的“遗少”们只怕会更不成器。
最后说几句有伤忠厚的话，王先生是极力提倡文言文的，但先生一开头用文言笔法所写下的那几句话，无论是在音韵还是意义的对仗方面，窃以为尚远不符文言文求古求雅的标准。后学不才，佛头着粪，诚惶诚恐，敬俟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