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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谁？
作者：仵从巨
在最为广大的英语世界里，全球惟有美国的西北大学出版社曾在1992年和1997年分别翻译出版了凯尔泰斯的长篇小说《没有命运》(1975)和《为未出生的孩子祈祷》(1990)，因为译本销量太小——前者10年间仅售出了3500册、后者5年间仅售出1600册——原拟继续出版的《惨败》(t998)便悄然作罢(这是三部曲式的系列作品)，其阅读群可想而知。在人数至多的汉语世界，凯尔泰斯更是鲜有人知。没有相关资料、没有作品中译，连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欧，文学研究室在1996年也随最后的几位专家年老退休而“摘牌关门”(这是小国家、小民族、小语种意味深长的世界性命运)。+个更为生动的证明是：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专家为主体的各语种170余名专家集体编写、译林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共1090页332万字的大型权威辞书《新编20世纪外国文学大辞典》，收入匈牙利作家222人，其中却找不到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名姓。专家学者尚且不知，普通读者又怎能了解?即使在定夺诺贝尔奖的瑞典，凯尔泰斯遭遇依然：瑞典一家大报在获奖消息发布后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是96．4％的人根本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虽然此时瑞典已有他的4部作品的译本出版。但也有例外。在德国(包括德语国家)，人们熟悉、欣赏、推崇凯尔泰斯：德国人视他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已全部有德文本；他拥有广泛的读者且不断获奖——2002年10月9月晚(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夜)获德国的汉斯一萨尔文学奖、2000年获德国“世界文学奖”、1997年获“莱比锡促进欧洲和解图书奖”1995年获德国布兰登堡文学奖。凯尔泰斯如今折桂诺贝尔，德国人是很可以为自己的眼力自豪了一阵。
知也罢，不知也罢，瑞典文学院假传媒无处不及的能力让73岁的匈牙利人凯尔泰斯站在于世界面前。他的轮廓也以简单明晰的线条展示开来：1929年11月9日生于布达佩斯，犹太人；1944年(15岁)被纳粹关进奥斯维辛，后又被转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至·1945年获救；1948年起在布达佩斯一家报社工作，1951年后成独立撰稿人，写音乐剧、喜剧，从事德语翻译与小说创作至今。这是一个从形式上看并不复杂的历史。再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凯尔泰斯并非多产作家，40余年创作生涯仅有10余部苦水磨剑式的作品，其中被人们看重的是所谓“大屠杀三部曲”：《没有命运》(1975)、《惨败》(1988)、《为未出生的孩子祈祷》(1990)。
一个创作数量不多、世界影响很小、知名度极低的匈牙利作家何以被瑞典文学院欣赏而为之加冕?莫非是文学院的“夫子们”年老目眩走了眼不成?
尽管已有102年历史的诺贝尔文学奖年年都会有或大或小的争议，中国古人也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之说，但客观地看，没有得奖的确有该得的，已得奖的没有不该得的。眼前的凯尔泰斯可以是一个实例。他的故事又一次证明了锥处囊中必有脱颖之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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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在没有读到凯尔泰斯的完整作品时说如上的话可能是不审慎的。但瑞典文学院的信誉与威望、已经获知的有关凯尔泰斯的信息已足以让我们抱有自信。
比如关于凯尔泰斯的经历与他从中获取的“经验”。他作为一个犹太少年在奥斯维辛的经验对于一个命定将成为小说家的人是意味深长的。并不是人人都有缘这样的“幸福”(他确实在自己的小说中以一个15岁的少年主人公“幸福”的感受与意识描述了奥斯维辛)。事实上，“奥斯维辛”已是作家的一个“情结”(他说：“每次构思新小说，我总会想到奥斯维辛。”)；“大屠杀”也成为他笔下的一个基本主题。何况他还经历了由苏军坦克担任角色横行街头的“布达佩斯1956”(那时他是血气方刚的27岁)，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东欧(相映成趣的是：与他争雄诺贝尔的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也生于1929年，也来自有同样生存背景的东欧，但他没有纳粹集中营的经验)。这确有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味道。这些特异、尖锐、深刻、沉重的经验会“逼迫”作家成为一个严肃的“思想者”。轻薄的“戏说”、肉麻的“粉饰”、无聊的“调侃”与从苦难中走来的他们无关。
比如关于凯尔泰斯的思想谱系与文学谱系。我们极有必要注意到作为翻译家的凯尔泰斯在1976年(成熟的47岁)之后为时不短、成就不俗的德语翻译活动。一般说来，一个不是或不只是为稻粱谋的翻译者对被译者的选择是认真的。他译他(它)，是因为他理解他(它)、喜欢他(它)、认同他(它)、甚至推崇他(它)。凯尔泰斯用了相当的时间与心力把尽采(1844—1900)、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施尼茨勒(1862—1931)、弗洛依德(1856—1939)、维特根斯坦(1889一1951)、卡内蒂(1905一 )等德语思想家或文学家译人匈牙利。尼采，哲学家中的诗人，诗人中的哲学家。一个杀死了上帝并宣告新时代到来的伟人。一个强调健全的生命本能、主张超越的精神追求并开拓、影响了存在主义哲学及其一系列后来者的先驱。一位影响了19与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文艺思潮和社会思潮三域的思想界巨子。霍夫曼斯塔尔，奥地利诗人、剧作家。19、20世纪之交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对人生的深度关注与艺术上的典雅新奇使他成为现代主义的主要弄潮儿之一。施尼茨勒，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在戏剧中对腐败现实的尖锐揭露与在小说中对人性与心理的出色分析使他享有“近代奥地利文学之父”的地位。、他与心理学家弗洛依德属同一时代、处同一城市，且尔汝相称，惺惺相惜。作品中深人的心理分析使他赢得了“弗洛依德的酷似者”的特别称誉。至于弗洛依德，更是大名鼎鼎。这是一个以自己独创性的思想与理论而影响科学与文学两域的大人物。他曾不无根据地把自己的“革命”与哥白尼与达尔文并提。但西方思想界亦认为：“没有任何一种思想比弗洛依德的思想对20世纪思想界的影响更大”([美]《20世纪思想家辞典》，1983)。而他的“潜意识说”、“三重人格说”、“白日梦说”对文学的影响可谓是对文学传统的致命性颠覆。维特根斯坦，英籍奥地利哲学家，20世纪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早期的《逻辑哲学论》(1922)与后期的《哲学研究》(1953)乃是20世纪哲学、逻辑学的经典。他的名言“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清楚；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得保持沉默……不可说的东西显示自身”频频为人引述，可谓流泽不绝。卡内蒂，一个生于保加利亚、有英国国籍、用德语写作、在瑞士安家、自称的“流亡的世界主义作家”，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个体受到强大的群体暴行威胁的时代”，被认为“是德国古典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这个以20世纪重量级人物构成的巨人群于翻译家的凯尔泰斯所包含的重要信息是：他们是他的“思想营养库”；凯尔泰斯精神行进的轨迹；伟大的灵魂与同样伟大的灵魂的灵犀相通。
我们还可从凯尔泰斯在瑞典文学院的答谢演讲、获奖后的访谈及言谈中发现他文学谱系中的另外几位文学巨人。他谈到了20世纪几乎无人不知的萨特。谈到萨特的话题：“为谁写作”、“我们为什么写作”。关于文学及其功能，萨特是主张对社会与生活的主动“介入”的。这种“介入”使他的哲学、文学以至整个人生充满了现实的、行动的精神。凯尔泰斯的回答是：“写作是为抵制从众的诱惑”，写作是“抵制专制和独裁的工具”。他还谈到了卡夫卡——现代主义公认的文学宗师。卡夫卡的主题乃是强大无比的现代官僚机器对个体的统治与人的生存境况。凯尔泰斯的小说、散文中闪烁着同样质地的光色。他也提到奥威尔(1903—1950)——以反乌托邦小说《动物庄园》(1945)、《1984》(1948)而蜚声世界的英国小说家，凯尔泰斯一定在斯大林主义的背景中体认了这位现代寓言小说家的敏感与睿智，也无疑深化了个人的独特经验。当他说“如果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我也许就不会写《没有命运》这样的小说”这句话时，我想他纷纭、起伏的内心一定晃过了奥威尔的身影。而瑞典文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诺贝尔奖评审委员、有一票大权的马悦然在台湾接受关于凯尔泰斯的采访时还谈到：“读他的作品，会联想到卡夫卡与贝克特。”马悦然为作家的文学谱系又添上了1969年诺贝尔奖得主贝克特(1906—1980)，而贝克特作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本身就意味存在主义哲学对世界的否定意识与“荒诞”哲学观的形象化诠释。
通过对凯尔泰斯经验、思想与文学谱系的大致梳理，我想，关于构成这位作家思想与作品的质地已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即：一位有存在主义哲学意识的、关注现实积极介入的、严肃的、质询性的、思想型的、知识分子式的当代作家。这无疑是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获得者的应有品位。瑞典文学院给凯尔泰斯的授奖辞的核心字句乃是：“(他的)作品弘扬了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历史上各种野蛮强权时的经验。他的作品中，经常在回忆他人生经历中的重大事件。他本人在奥斯雏辛集中营的苦难日子，对他而言，这并非是一次特殊的遭遇，而是现代人生活经验中关于人性堕落的最终真相的描写。他的作品中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生存就是应对。对他而言，人的精神间间就是他适应生活的能力。他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中有一种明确地拒绝妥协的立场。”
我们再以凯尔泰斯的作品《没有命运》为例，以感知作家的文学“道行”(很遗憾，现在所见只是梗概、片断、节译，姑且先窥一斑待后再见全豹吧)。这部小说处理的是“大屠杀”的主题：15岁的犹太少年科维斯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日常生活。与人们习见的“控诉”式的叙述语调或情感反应大异，《没有命运》的叙述有一种“局外人”式的平静、朴素与漠然，甚至还表述了一种主人公
所谓的“集中营的幸福”。这种处理令人惊悚。因为从“辛德勒的名单”式的叙述中引起的是直接的宣泄，《没有命运》引起的却是惊诧：集中营的幸福?不可思议的反应!但惊诧之后我们明白：这是一个集中营里的孩子的反应。他没有其它的生活。他除了这个“世界”之外没有别的世界。对他而言，生活就是如此。他在不自觉与动物性的生存适应本能中适应了它。他甚至感到了(某种)“幸福”。他的“平静”与“幸福，”令我们恐惧。对这种在地狱中于恐怖习焉不察积非成是的麻木(这在许多关于“集中营”的记实性著述中、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甚至在中国“文革”的“牛棚”、“五七干校”、“乡野流放”中都有同性质的表现)的揭橥震撼人心也足可震撼世界。凯尔泰斯面对人们就此“幸福”而生的困惑的回答是：“幸福的时刻，那是事实。但那个幸福是残酷的。”这种“残酷的幸福”的揭示其内在力量极为强大：纳粹集中营对人的毁灭、人对极端环境伟大而可怕的适应、“奥斯维辛”再现的可能性(既然人的“适应”是如此无限，而“适应”即意味着可能的“接纳”)；—凯尔泰斯说：“我从不将大屠杀这个复杂的问题仅仅看作是德国和犹太民族不可避免的冲突……也从不将它看作是一时的失常……我在奥斯维辛发现的是人类的境遇……奥斯维辛的真正问题是它曾经存在过，这是不容改变的，糟糕的是它还将存在这个世界上……我坚信奥斯维辛的意义在将来而不是过去。”瑞典文学院的先生们理解了他，授奖辞中‘噢斯维辛并不是游离于正常西欧历史之外的一个特例事件，而是有关现代社会中人性堕落的最终真相”一句即是智慧的和声或回应。无疑，凯尔泰斯的视角是超越性的、世界性的、人类的，同时又是现代的、当代的。支配他的与他支配的是20世纪人类成熟后的现代理念。他面对现实世界的态度也是介入性的、个人化的(他以绝对个人化的方式对世界作出自己的反应)。即使在艺术上，他也是以上述独特的视角、独特的语调以及相应的结构与语言等证明自己无愧于诺贝尔。
对获奖最高兴的当然是凯尔泰斯自己。从媒体我们已多次看到他高举双手欣喜万分的样子。高兴的当然也有出版商，他们又有了一棵“摇钱树”：《没有命运》英文精装本的售价是令人惊异的68美元。同样高兴的还有匈牙利人。在10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台上，这是第一位站上去的“自己人”。连匈牙利现任总理彼得·迈杰希也在凯尔泰斯获奖的第二天表示：为了表彰本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准备修改税法——依现行税法，凯尔泰斯应从大约110万美元奖金中交纳40余万美元所得税。声称“要毫不犹豫干脆利落地把它们花光”的凯尔泰斯可以再笑一次了。
据悉，以及时介绍当代外国文学为宗旨的《世界文学》(北京)和《外国文艺》(上海)两家杂志要在2003年的一期或二期集中介绍凯尔泰斯的作品。如是，我们则可以就近一睹这位小说大师的艺术风采了。凯尔泰斯说：“有这么一个读者，他在灯光下欣赏着我的文章，这就是我想要的。”凯尔泰斯，我们已点亮了蜡烛，准备迎接你，你这位在裴多菲之后进入中国文学世界的又一位匈牙利人。
作者附注：
本文参考了多种报刊以及网站关于凯尔泰斯的消息、报道、介绍等，恕不一一注出，在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