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一级二级及一流二流
作者：张 放
我这就要向他们作肯定答复，然后再向他们作常识宣传，介绍“一级作家”等同“教授”或“高级工程师”之类。颇费口舌周章，而听者仍然“应者寥寥”。我明白，受众多数是将“一级作家”与“一流作家”这两种概念有混淆之嫌了。称其模糊概念可矣。
却也有好友敦厚如作协下属某文学院诗人L公者，有一天我看到他的名片，就憨然印制“二级作家”一行黑体头衔。当下不禁大笑，奉劝其剔除“二级”，迳以“作家”示人，不亦宜乎?岂知L公神色峻然曰：“那怎么可以?名片是用来作工作使用的，‘二级’是我的职称，是铁打的事实，我对人应该诚实无欺。”听了他这番介绍，我不禁肃然起敬。比较有些熟人自行去掉“级”而冠以“著名作家”头衔，L公之行，不亦中天皓月乎?
不过，L公的坦白未必就能为社会所理解，理想效果也未必应验，我就亲耳听到一位书商说，某某已经评成二流作家了。(这位书商有一天还将荀子说成勾子，川语方解，我久思恍然，险些喷饭。)他的意思其实是某某已经评成二级作家了。一字之差，两异其趣。倘如是教授职称，二级作家则相当于副教授，在名牌上印制副教授者，并不见得有丝毫尴尬或授人以柄的误会。可惜作协机制不同教书行当。后来我才又了解，倘供职作协，仅印个“作家”头衔，那么圈内人会以为你连“二级”也还没有评上。因为在协会里边，拿报的或跑腿的小青年也有可能示人名片“作家”。
事情真的还很复杂呢。
相信 “一级”“二级”这些划分与判断，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庄周所说：“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谁他妈知道天的真正颜色呢?
也曾见作协里边最雅的名片，仅有手书姓名几字，然后是联系方式。但这种人必是“诸葛大名垂宇宙”，在一地作协里边，往往一二孤品，堪称镇会之宝。倘朋友L公等也如法炮制，那名片散出去，开展的工作等于没作。兴许陌生人拿着片子左端右详还以为对方有毛病呢。所以风雅也是要有物质条件和优胜心理作保障的。否则也风雅不来。
这里就牵涉到“级”与“流”的辩证关系。级是法定的，而流是公认的。法定是现实的，公认是浪漫的。法定是一种社会价值的体现。而公认是一种精神价值的体现。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虽说无限比有限好，但无限“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很缥缈，正同如今许多公司招牌都要打有限公司一样。
有限，但可以触摸，可以把握，可以收获。而且未必不能兼得无限的乐趣与价值。川中民间评书艺人李伯清名满巴蜀，生活已绝不成问题。但得到“公职”待遇，涕泪满面，平生襟抱似已展。虽工资一个子儿不要，但体现“待遇”的细节“一个也不能少”(根据其公开讲述)。这种心态实际上就反映了一种追求“法定”的心态。同我友L公诚实署名“二级”也没有区别(李先生获公职也是初定“二级馆员”)。
一个文艺人，如果他始终在主流文化或社会实体的门外边缘，则他的精神终究是痛苦的，屈辱的。必欲翻身求解放。
过去教书常对学生讲北宋词人柳永(原名柳三变)，如何求职不成，得个御批：“且去填词”。精神痛苦之至，索性嬉皮士态度，自称“白衣卿相”，打出旗号“奉旨填词柳三变”，放浪形骸，迷醉风月。“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堪称一人民词人了吧。错!近翻资料，柳先生的深人民间其实并不称心与决心，到了中年，“怪胆狂情”业已消退，过去的大名片早收起来，连名字也索性处理掉了，另改柳永。仍旧发愤努力，千方百计考取了进士，人了正道，这才在江浙做官而终。官虽不大，毕竟得到了君国的认可。可以“永”矣。周邦彦也是柳永的复制，曾经走李师师的后门向皇帝套近乎。不成，后来找到一条方便法门，即献赋，由此跻身仕途，可惜晚年向蔡京献赋是他的一大污点和隐耻。与其文学贡献来说，也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又谁能免俗，与李白情同手足，“壮游”齐鲁的杜甫，却没有一天不在心里向往着参加国家工作。按他的想法，李大哥虽然十分可以敬重仰仗，但毕竟自己三十多了尚是个“白身”，而李大哥则“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已经有了不巧的功名，属于从“中央机关”光荣退休。而自己荒废下去终非良策。于是某晨起来，留书一封，“杜二甫”竟不辞市别，到长安不惜“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忍悲含耻，献赋《天狗赋》《三大礼赋》，终谋得一芝麻微官，可以从此尽“臣子”“致看尧舜上”的本份了。“微臣”虽然低微，毕竟可以“麻鞋见天子”，商讨国是。比较“野人”来说，级别终究不可同日而语。就是继续壮游的李白，也并没有将“事幽讨”、访庐山的工作进行到底，晚年出山从事永王遴，事败流放夜郎，可称晚节不保矣。
其实“公心”是无可指责的。特别是对于只有“华山一条路”的古人。他不走仕途经济，又能有甸作为呢?苏东坡说：“身不愿封万户侯，也不愿识韩荆州。但愿长为嘉州守，载酒时作凌云游。”从他那中央级别的官儿来说，当个嘉州守，当然何至谦虚乃尔。但就一般文人来说，嘉州守是那么容易当的么?东坡相当聪明，他天天作野人樵夫山间明月之想，但他决不放弃。即便“黄州惠州儋州”，仍旧奉食公禄。没有“守”，何来“酒”，更何来不愁用船载的酒?这也是辩证法。所谓“心似已灰之木”也要看其中的微妙。
《红楼梦》笔意极其幽默。擅于将老气横秋的话以清新活泼的女孩儿口里讲出来。三十二回史湘云向贾宝玉说：“如今大了，你就不愿去读书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地会会这些为官作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同样的话也出自薛宝钗口。虽然在书中概被“混世魔王”贾宝玉批为“混帐话”“禄奉”“国贼禄鬼”。平心而论，这番劝导男士的话并无错处。即便今天，我们倘面对自己的兄弟侄子，我们也会勉励其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造化。而断不会教他女孩子堆里打滚，成天上网或钻研黄色小说。除非我们是想害他。史薛袭一干人的话，其实正是表达了社会的选择和公开的价值观。拿句时兴的话来说，是人文关怀。(我所在学院的院长关心我，几番勉励我攻读博士，日后也可做个“博导”。我以人到中年、盼望退休逊谢之，内心惭愧，感觉对不起领导。)
不过史湘云的话里也有极妙处，就是最后一句：“日后也有个朋友。”换句话说，你不走仕途经济，不结交权贵，就连正经朋友也难捞上一个。冷静一想，这却也是世况。贾宝玉的朋友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真还没一个“正经八百”的。为此宝玉也没少受皮肉之苦。
宝玉是皇亲国戚、钟鸣鼎食之家的兰桂公子，当然可以颐指气使，看不起时流。倘换做一个贫家子弟，如破落户贾芸，就清高不起来。必要时，追着宝玉叫父亲大人他也肯。生存需要，原也怪不得他。
还是说称谓，有职称与没职称，毕竟不一样。虽然现在可统以“先生”称道，如电视说话节目上经常王先生、李先生之类的称呼，其实就中不乏引车卖浆者流。先生一词仍然模糊空洞。如果这人有职称(包括职位)，那叫起来不仅亲切，准确，犹如点中血脉、搔到痒处。例如王局长，李书记，蔡队长，赵主任，白编辑，张教授等等。一方面是尊重亲切的意思，一方面也是勉励与告诫的意思。总之不模糊不空洞。
这也是自古犹然。杜甫并没有在工部员外郎的位置上多上两天班，但后人一例尊称杜工部。工部草堂(“丞相祠堂”等同例)因为这样叫来特别显得“公家”些，隆重些。
苏东坡曾问客人，“我词何如柳七”，意思就是我与柳老七的诗词相比应是什么级别?客人回答极巧妙，不仅形象地形容了二人不同的风格，而且将二人的官职都摆出来，暗示你们都是一家人，艺术上分明各有千秋。这使之听来自然有别，亲切悦耳。这里东坡的头衔是“学士”，柳永的头衔是“郎中”。试想，假如柳永白身到老，苏东坡的客人恐怕要照顾也照顾他不来，只好迳称柳老七或柳三变了。有职称没职称大不一样呀。
即便有职称，却也有个社会分工与分别待遇的问题，所谓术业有专攻，排名有先后。作为文人，大都有这样的经验，躬逢盛会，被一一介绍，主持人往往按照职务到职称的高低，名气的大与小的认识，依次推介。职务职称这些没有什么争议。名气大小就不容易取得一致认识和绝对公平。因为这里边就有著名作家、知名作家、作家、作者、业余作者、文学爱好者的区分。如果既不著名也不知名，但有级别，主人也可美言介绍“一级”“二级”。听起来，不是“白身”，还有资格。这些你别以为兹体事小，主持方往往事先要讨论切磋良久，方才定下座次。
记得有一次我到绵阳参加轻作家沙汀纪念会，到沙老墓前三鞠躬，主持方又故伎重演，将代表一一推介。由于到场人数太多，又起了西北风，主持方感觉对介绍有省略之必要。于是经过紧急短暂磋商，裁剪被介绍者。我在被裁剪之列。最后一名收山的，是我的一名学生，毕业不久到杂志社做了编辑。主持方经过权衡，大约认为我这个教师无足轻重，而编辑则可直接为地方精神文明服务。所以就用他来收了个豹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弟子不必不如师”。对这事，我全没意见。这里只是为了说明有职称比没职称好，都有职称的问时可就要看职称的性质以及福利社会的程度等等。这永远是公众的价值取向和正常人的惯性思维。绵阳主持同志就很善解人意。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实际上是其未亡丈夫贾蓉捐的一个官名，但冠在可卿名后，听来毕竟响亮，对死者是个安慰。既然是捐官，当然捐个“龙禁尉”比捐个“学究”“学士”要好。“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近二十年作家称呼吃香起来，人人得而冠之，冠而剖分之。实际上明清时代，作家多被人小觑，自引为耻，小说家者流，多不署真实姓名，不暴露真实身份。这才带来现代的专业考证。倘如当时即同当今踊跃争先，广播名片，红楼梦何谓红学、曹学?施耐庵其人何至迷如云烟?
即便卡夫卡的时代，作家也并不那么吃香，或说他个人并不得志。卡夫卡对作家如何理解?他的临终痛语中有道：“作为作家的我当然就要马上死去，因为这样一种角色是没有地盘、没有生存权利的，连一粒尘埃都不配。只有在最最疯狂的尘世生活中才有一点点可能。但那仅仅是一种享受欲的幻想。”“作家，也就是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把这具旧尸首，这具自古以来的尸首交给坟墓。”“他是人类的替罪羊。”(见书信)。
这是一种黑色沉沦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而在福克纳那里，就要喜剧得多。福克纳的口吻也是一种调侃。他说：“艺术家本身并不重要，只有他的创作才重要。”“对我来说么，最好是当妓院的老板。我认为这是艺术家最理想的工作环境。生活富裕，不愁吃住，……早上清静得很，很适合写作。晚上有的是社交活动……”(答记者)
说归说，福克纳仍然去躬领了公众瞩目的诺贝尔文学桂冠，发表庄严演讲。柳永与周邦彦都没在“很适合写作”的“最理想的工作环境”里呆下去。
作家他更需要的是社会的认可。以及进入中心、主流文化圈，分享成功的喜悦。所以一级二级之类的评定长时间内不可能被取消。一流二流的争论则将永远进行下去。
只有一点不可以被取消和更改，那就是死亡，终结，如卡夫卡的寓言。
所以同志们都要抓紧在有生之年，尽量把名片做大些。
2002年岁末于叹凤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