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杂侃
作者：毛志成
他出了名，不是靠当“作家”出的名，恰恰是靠“不作”而出的名。他一辈子干的勾当，重项是搞教育，是“教书匠”的祖师爷。他的“述而不作”，其中就包括专门讲课而不搞文学创作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主要的瘾是“教瘾”而不是“写瘾”。
苦苦写，写得苦，对写作本身并无大瘾，曾是古今中国99％“文化人”(尤其是在科考业上熬功名的人)的传统心病。自从在科考项目中除了经史、策论之外，还增设了“诗赋”之类，举子们就尤其苦。之所以苦，在于对那样的事既无兴趣也无本事。更何况，主考官也以腐儒居多，本身就没有文学才气，“评分”评得不准确者也就十之八九。唐代天宝年间，确有文学素养的才子钱起参加省考，考的是命题作诗，诗题为《湘灵鼓瑟》，要求内容必须紧扣湘、灵、鼓、瑟四字之意。这样的规定本身就很死，没水平。但钱起毕竟是才子，稍稍“调动一下情绪”，就写出了名篇：“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白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但很有文学才气的钱起却落了榜。落得他针对落榜的痛苦，往旅店的墙上又写了一首伤感诗：“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随时变，交情与我违。空余主人柳，相见却依依。”
钱起的“写瘫”，是临时调动起来的，但他平时也毕竟有写瘾。若是不用科考来折磨他，他注定写得更美妙。
真正高晶位的写瘾，那个“瘾”本身就十分可爱可贵。何谓“瘾”?另类嗜好之谓也。中国的古代文学史上，当成了大作家、写出了大名作的，“瘾”是首要的能量。屈原的本衔、本职是三闾大夫，是左徒，是为楚王去干“办公室主任”之类杂事的。但他写出的公文，却没有成为什么名篇。罗贯中有很长时间是搞军事的，曾做过几十万军队的头头，但他的本业却没干出什么名堂。上面这二位，倒是他们的业余之瘾(首先是文瘾)，使他们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诗人、作家。
顺便说一说，有些瘾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欲，一种癖，用不着去学去练，唯独写瘾仅仅有瘾不成，要靠学和练!为此，还要吃一点苦。针对写作问题，白居易诗中说的“冰扣声声冷，珠排字字圆”，王安石诗中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元好问诗中说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以及清人张问陶诗中说的“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都说的是写作光有瘾绝对不成，还要练一点写作的章法。将写作的艰苦讲得最动情的，要推贾岛的“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和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文瘾中必含苦意，无苦便成贱瘾。苦而有瘾，在瘾中将苦为乐，才是高品位的写瘾。
这样的写瘾，近现代的人虽然与日俱涨，但质量却往往与日俱退。追溯原因，至少包括“功利意识”的撩拨。解放初，第一个因写而出了名的少年人是刘绍棠。不过，真正使中国掀起了“写作热”的局面，可能还要晚几年。时值中国的经济收入日益单一，只有工资、工分。仅余的“第二收人”，首推稿费。这很可能是某些文化人文瘾大发的原因之一。不过，这样的瘾在精神品位上是高是低，很多人心里都有数。
那时的写瘾，与“穷”尤为有缘。例如：一，不少人想当作家，潜意识中就不乏“脱穷”目的；二，作品的主题也与这样那样的“颂穷”有关。讴歌、赞美、表现的对象(无论是“革命者”、“英雄”还是“劳动人民”、“广大群众”)，木都具有“穷人”底色；三，后来在培养和推选“新一代作家”时，也把出身看得很重，主要的优选对象往往是“政审过关”的人，即与“穷出身”颇近缘的人。
“穷则思文”虽然是古代中国文人的文根之一，但与自五十年代起就刻意强化的“依穷选文”毕竟不同。惟穷的人一经弄文，其写瘾便难免挣脱“近利”意识。被经济功利、政治功利、自保功利一缠，写出的东西往往要淡化或浊化“文学”本身。杜甫也穷困潦倒半辈子，代穷人、为自己诉苦的诗也写了不少(如三《吏》三《别》等等)。曹雪芹也过了不少苦日子，在《红楼梦》中代穷人(特别是女奴)表示出的同情、爱意也很动人。至于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曹禺，代表作中大都含有关爱穷人的因素。从特殊的意义上说，不解“穷”、不察“穷”、不怜”穷”的作家很难成为真作家，写瘾、写才都很难纯正而出色。为什么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到了刻意写“爱穷”之作的时候，写出的东西反倒苍白虚假了呢?原因之一就是“文瘾”不纯不净了，那个“瘾”有很多部分被各式与文学本身无关的杂瘾占去了。这也使我们想到：搞文只陷于穷，醉于穷，不能超越穷本身，尤其是借颂穷作为自己的脱穷之法，是弄不出稍稍高明的文化晶的。
我很尊重因贫穷而写作的人，但我更敬重能写出代广大贫穷者而发声、而发“大声”的人。我也尊重某些要人、阔人的业余写瘾，但我更看重他们的文缘、墨趣。当年孙中山忙于国事，写诗的时间很少。但他一经下笔，诗就有意境、有文采。有一首孙中山的诗《悼刘道一》：“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遗余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何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军阀吴佩孚落了魄，在天津当寓公。胜利者的蒋系人物来到吴处搞抚慰，兼之索诗。吴挥笔作诗云：“民国将军尽紫袍，无人再替民操劳。人人都道民生苦，苦了民生是尔曹!”吴是秀才出身，带兵后仍有文瘾。连他给将士发的电报都常常用诗来表述，如：“寄汝全军众将士，此行关系国存亡——山东吴子玉倚戈再拜。”上述人的写瘾，政治取向的对与错姑且不论，单是他们于大事之余尚有文瘾，这一条本身就是品位。乾隆遗风的“风”之一，就是有写瘾(包括搞书法、作诗等瘾)。他写的、作的东西，水平如何可以不计，单是他身为大贵人、大要人、大阔人居然还有写瘾，本身就有不俗的一面。比起写瘾中饱含着乞财之瘾、祈位之瘾，而又强行作出“为民作喉”的虚假样子，总之要显得雅些。
眼下写瘾颇大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将写作仅仅当成一种瘾(雅称为“文学兴趣是我惟一兴趣”或“爱文学爱得发狂”)的人，这实在可爱可敬。但“写瘾”这东西，毕竟不同于烟瘾、酒瘾、棋瘾、牌瘾，更不同于赌瘾、毒瘾。关于文瘾(写瘾)的定义，至今未彻底盖棺，仍处在各持一端、各持一议状态。在古，有“情动为声，意动为言，理动为文”之说；在洋，有“作家如花，花要开放，无道理可讲”之说；在今，有“写作是生理性的一种内分泌，未必都源于心理活动”之说，大都有“写作只为了自我满足、自我表现”之意。上面这些话，大都是“才子”们的看法，而不是“夫子”们的看法。要让“夫子”谈看法，无疑会格外正统，格外严肃，满口道学气。
“夫子”们的谈经论道，假话、空话较多，不必理睬。但“才子”们的话也可能有废话、胡话之嫌，不值得真信。认真体味、识辨一下当今才子式作家的“写瘾”类别，我看较热的“瘾”也未必都超越了“财色瘾”的大宗，所谓“醒作功利筹，醉倚美人枕”是也。要说这样的写瘾多么有雅意雅趣，也实在把自己骗得可以。基于这样的主瘾所派生出的瘾很多，如作态瘾、作秀瘾，自彰瘾、自怜瘾，捧人瘾、骂人瘾，党同瘾、伐异瘾，以及写玄言奢语、冷句僻词的瘾，或写粗言鄙语、荤句秽词的瘾。
作家可以如花，写作也可以像花那样自发开放，不能被动地遵命畦栽，模式化地进行批量生产；作家也可以如鸟如蝉，写作也可以像鸟和蝉那样自鸣自噪，不必去理会为什么。但换个角度来看呢，也可以有另外的答案：作家不是一般性的植物、动物，写作也不是一般性的花卉开放、鸟虫自叫，至少要对以社会形式存在的人世做些特殊性的表示或提示。光去以花、以鸟、以虫为师为楷，就应当连自己也生愧，汗颜于自己“不太像人了!”文瘾，写瘾，有瘾的本身无过，值得尊重。但瘾的性质、成色，则必须关注!谨防文瘾、写瘾跌落到与某些生理性的恶瘾平起平坐、不分彼此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