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悼念公刘

作者:沈敏特




  诗人走了。
  我没去送鲜花,也没去看望他的女儿。是因为我知道,如今什么安慰的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她自己坚强才是最有用的。几十年,父女相依为命,我确信她能体会公刘的坚强。没去送鲜花,是因为听说公刘要求一切从简。并且我立即想到父亲去世时,母亲的那番至理真言。父亲单位的工作人员问母亲,丧事怎么办,对追悼会有何要求。母亲的回答:“人活着的时候,待他好点儿;死了,就算了,什么也别办了。”我父亲当过“右派”,公刘曾和他一“派”,生前都过过难过的日子。
  公刘是个极有个性的人,尊重他的个性也许是对他最重要的尊敬。公刘生前我们有过交往,我当时有个很深的印象:这老头儿做事太认真,也太小心。
  那年在黄山市举办一个全国性的文学活动。公刘和我都被邀请去讲学。我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的大大咧咧竟和他的认真细致形成鲜明的反差。
  譬如,我回房间就把太阳眼镜往桌子上一撂。他则专门走到桌边,把我的眼镜翻过来放好,并叮嘱:“敏特,眼镜该这么放,不然镜片就磨毛了!”我这才注意,他的每一样东西,眼镜、手表、书本……都放得整齐妥当。
  
  又一年,我在海南兼职,他正好去海南参加个诗会。我专程去宾馆看望了他。
  我尽地主之谊,请他在一个自助餐厅用餐。因为是名店,生意很好人很多。他每次站起来去取食品时,都小心地把挎包背上。大概我的大大咧咧也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怕我不能留心看好东西,人多手杂被偷盗了。
  临走我要他带点海南土产,问他喜欢什么,并告知他出发前一天我会叫办公室的人给他送去。他琢磨了一下说,就带点椰子酱吧。我回办公室就把这事交办了。这之后两天之内,他给我打了三个电话,第一个电话告知机寒的时间。第二个电话叮嘱椰子酱的数量不宜太多,以几瓶为宜,多了浪费。第三个电话告诉我如何包装才便于携带。
  我当时笑了。转而一想,能理解。一个大男人戴着一顶“帽子”(右派),带着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在农村“改造”多少年,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的道理已化成他的生活习惯,使他珍惜所有能吃能用的东西,有时还显得认真小心。
  我有时会想,这认真小心怎么会转为他那睿智深邃,大气磅礴的诗、文和演说的呢?
  不久,有两件有关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现实的大事,使我震撼了。这认真小心的公刘竟变成一个线条很粗、胆子忒大的人物:他大义凛然,语气铿锵,完全不顾个人的荣辱和安危。他让我看到一种“小事小办,大事大办,都要认真办”的风格,看到他诗情的来源。
  公刘去世的第二天晚上,我步行回家,在路上遇到三位朋友。我们停下脚步,感慨系之地谈到了公刘,谈到了公刘生前遭遇的种种不公,谈到了公刘没有享有很多本该他享有的荣誉和待遇。最后我们竟如大彻大悟,达到了一个共识:有的人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多少文学成就;有的人什么都没有,就是有大大的文学成就。这“有”与“无”之间,人格泾渭分明。
  要讲“排行榜”,“安徽文艺界第一人”的美名,属于公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