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思与艺的潜沉
作者：王岳川
——《斐德诺篇》
常在未名湖边走，闲来读闲书，忍不住掩卷长思。不妨写下来，权充湖边散步之思的点滴记录吧。
生死与不朽
世界上所有的哲学都是关于死亡的哲学，所有的艺术都是关于未死之前活法的艺术，所有的宗教都是关于死亡之后出路的宗教。
人拥有灵魂和体魄。魂与魄一旦分离即成为死亡，结合则是人生，美好的结合是圣人，平庸的结合是凡人，松散的结合是“病人”。哲人们所思考的问题即是如何拯救“病人”并使其趋向平静与健康。
魂与魄总是不能完全合而为一的，在其合而不同将离未离之时，就出现了名与利，当魂的力量超过了魄，人就重名而轻利，当魄的力量超过了魂，人就重利而轻名。
真正的大哲学是关注出生之前、出生之后和死亡之后的哲学，佛教、基督教、道教等等都不能如此全面，唯有儒教可以如此视之。
儒家讲究“仁”与“孝”，这是一副刻在人心上的十字架。仁是那一横，是横向的，当下性的，是对在世的阐释，指导一个人生存时应当如何处世。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天地万物，爱阳光雨露，爱花鸟虫鱼，使自我的心灵空间扩展，不拘泥于一个小我的禁锢，因而天地万物都有我在，都有我的爱与精神在。“孝”则是那一竖，是纵向的，传承性的，是关于复制的阐释。儒家常以“不肖”来指责一个人的过失，只有像父亲，像上代的人，像祖祖先先才能获得认可与褒美。连皇帝死后的谥号也要冠一个“孝”字。通过“孝”(复制)，使所有前世的人都活在今世的人身上，而所有今世的人又都将活在后世的人身上。因而，死亡已不再重要，现世的“孝”战胜了死亡的恐惧，不必借助轮回转世，中国人在当下就解决了“死”这一问题，因为“仁”使人在世时与天地同在，“孝”使人死而不朽。
古人追求“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因为人无法逃离死亡，当魂与魄终于分离，利随魄的消逝而消逝，唯有名能传诸后人，永垂不朽。为“赢得生前身后名”，世人各逞其志，立功者虽辉煌炬赫，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血泪所积，立德者只有圣贤，立言者著书立说，文章是心灵的外化，可使精神长存于世。然而，普通百姓难以立功立德，也没有言论传世，如何能够死而不朽呢?只有以繁衍生息，让子子孙孙来传世留名。只有杜甫后来活明白了，诗人吟道：“细推物理须行乐，何为浮名绊此身。”
当权势者切齿痛恨另一个人时，不但会毁其生命，还会处心积虑将其全家杀得鸡犬不留，这同样与“仁”、“孝”思想有关——不仅要将他此世的痕迹抹去，还要将他的一切影响全部抹去。明代大儒方孝孺拒绝与明成祖朱棣合作，被朱棣诛灭十族，连带朋友门生，死者有八百四十七人，是要让所有人的记忆中都没有他，这样就磨灭了他的一切痕迹，他也就真正死了。
“仁”的在野化称为“义”。中国人将自己应无条件承担的事情称为义务，勤俭节约的人会为朋友慷慨解囊，文弱无力的人见人危难会挺身而出，这些都是仁义的融合。但义发展得偏颇就会变得狭隘，“不能以妇人之仁，而应明之以大义”，常成为侵略与杀人的良好藉口，聚众山林的绿林好汉的大堂都称为聚义堂，讲求为朋友两肋插刀，这里的义更充满残忍好杀的血腥。
“孝”的政治化是“忠”，壮士割舍白发亲娘、红颜新妇而奔赴国难的壮举会被人传颂称扬，流芳百世。忠孝难两全时，忠字必须放在前。三国时徐庶在“忠孝”二字中取了“孝”字，甚至得不到他孝的对象的母亲的认同，反落得终身在曹营一语不发，壮志难酬，生如同死，只因他违背了封建社会规定应该选择的方向。
忠与义被无限制地夸大，仁与孝反而被挤压到一个角落。大一统的封建帝国要求臣民尽忠尽义，以天下万物而奉一己之私欲，来维护一家一姓的万世一统。然而忠义的人也未必有好下场，岳飞精忠报国，面对高宗的金牌调令，明知听命必死无疑，但愚忠之心却令他引颈就戮。
魏阙之外同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主体性消失，所有的人都是被迫的，是逼上梁山。刺配的痕迹昭彰在脸上，曾经是良民突然成了犯人，于是心中有了一种“失名的焦虑”，要“重新命名”，水泊梁山上竖起一面大旗“替天行道”，义气在山寨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最终，仍是通过受招安而得到正名，从边缘(绿林)走向中心(庙堂)，忠的思想又占了上风。
唯有“仁孝”思想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平等博爱、广被万物。古老的文明一个一个衰落，唯有中华文明延续了五千年的完整生命，因为拥有百川纳海的气度和能量，因为深沉内敛，以仁爱之心指导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生不息的人们。
思想与心性
当代中国思想论战似乎有“新战国时代”之趣，而社会风气则颇有明末奢靡之风。
明末清初饱尝亡国之痛的知识分子深思着明亡的原因，无论是迅速认同新王朝合法性的识时务者，还是隐身深山大壑不肯食周粟的气节之士，都不约而同地归咎于王学末流忽视务实致用的空谈义理。一方面，统治者以八股取士等手段强化了理学道统的独尊地位和思想钳制，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张扬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的张扬加之“士商皆本”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却使从儒家禁闭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滑向了堕落享乐，奢靡腐烂，世风日下，性为人们津津乐道，《金瓶梅》即是一佐证。
而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将天主教传人中国，利氏在华三十年，孜孜不倦，他所制定的知识传教的策略以及他在智识阶级的广阔交游无疑帮助了他的传教活动。尽管传教士小心翼翼地迎合着儒家教义的信仰传播，仍不能使十字架获得其所期待的认同，毕竟在释道之外又增添了福音的召唤，冲击了儒家道统的威严。
“心学”是形而上学，是哲人与文人所关注的，“性学”是感性的和力比多的，是大众所关注的。太形而上学则会使大众思想抽空(如“文革”)，百姓难免怨声载道，太感性则易流于靡烂无行，不可收拾。权力者所要做的就是要在形而上的“终极关怀”与感性的“世俗关怀”中寻找一个制衡。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唯兴亡之际，才匹夫有责，太平无事的时候，大众的职责似乎是管好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应处于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最低纲领是作好一个凡人，最高纲领是作好一个圣人。处于二者之间，即中庸之道。
国家若一味昭示乌托邦、理想国、大同，往往容易弄到全民皆兵的地步，而如一味沉沦，只关注“形下活着”层面的问题，更易江河日下，弄到“惶惶不可终日”。因此，舍大工业拒贫穷而就“小康”，倒也得“中道”之趣。
现代与焦虑
现代性很是一个时髦话题，要说清楚现代性绝非一容易的事情，起码得弄明白理性在结束神学转向关注人自身后有着哪些重要意义?它又是如何变异的?分析理性问题的症结，提出神学有没有再次救赎的可能性——获得感性或新感性呢?这种现代感性在现代性世俗化中呈现的作用是清楚的，但是给当代人的心灵留下的“感受”绝非现代性那样时髦。稍加归纳，不难把捉住现代性九感：时间感、畏触感、焦虑感、晕眩感、虚无感、怨恨感、孤独感、冷漠感、死亡感。也可以说是现代感觉中心主义遭遇到现实的困惑：无名与有名、理性与感觉、中心与设限、片断与全面、批评与怂恿等等。理性的重建不是某个人的可有可无的想法，而是当代社会和人类精神现状的紧迫性使然。但重建面临多少问题?有多少解决方案提供了启示?它们的局限性又有多少?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又发挥了多少“后启蒙”的作用?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又有多少难度?这些问题回答起来相当不易。
本世纪初，王国维等一批理论家，用学贯中西的方式，终结了中国学术的问思方式，即将中国的学术思维和写作方式纳入西方学术模式(如《红楼梦研究》)，从而使“会通中西”成为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形态，同时使中国几千年的学术方式丧失了合法性。从此，比较的学问成为一种平面式的学问，有深度的思想再难以在中国本土产生了。但是也许应该想一想，这种模式是否是一种本源性模式?一种不再强调多元的思想?这种学贯中西会通中西的方式，是否不可以质疑?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思想不应该是一种形态，而是应有多种形态，正如现代性不仅仅只有欧洲现代性或者美国现代性一样，而是应该有东西方不同价值层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焦虑是全球性的现代人的现代病，并将伴随全球化和现代性始终。
复兴与重建
时间之水埋葬了多少令人震撼的秘密，冲走了多少令人心醉的辉煌。任何一种事物，都会在历史的沧桑变化中渐渐苍老，渐渐衰亡，经人力强行推动或挽留的豪情与苦心，就显得力不从心。每种艺术都有其时限性，不可能常开不败。就如园中的百花，尽管曾花开倾国，却只能记载在历史的简册中。
“新文化运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白话文运动，深美闳约的文言文被当作中国文化停滞不前的重要阻碍而遭口诛笔伐，不得不终止了几千年的言说；印刷技术的推进，使柔软的毛笔在洁白的宣纸上的灵动飞舞从日常普及的实用书写手段上升为书法家们的专门学科；电影电视的崛起，将京剧等传统戏剧的地盘吞食得可怜，只能在影视尚未普及的土地上寻求观众；可以举出的还有国画、民族歌舞等，在如此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往日辉煌已是难再的历史。
终极价值原本是不存在的，依宗教的轮回说，死亡都不可称为终极，万事万物都只是在发展变幻中，只是电光石火的一瞬。当火光将熄强行要留住，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意义的。
保守主义只有在世界陷入一片混乱时才有意义。当激进主义者手举大旗，忘了自己是谁时，悠然自得的保守主义那种“看你横行到几时”的冷峻目光，才使他们感到天地的存在。
正如今天再要求各种资料文件都用毛笔书写，再以大赋骈文传达思想意图，就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一样。如果书法、国画、京剧、民族歌舞等还具有生命力，那么自然可以流传下去，如果已经丧失了生命力，那么它们的消亡也不需要我们过分恋恋不舍，犹如一个垂暮的老者渐渐走向衰亡一样有其必然性，只能以平常心“在帘儿底下，听人笑语”。需要的不是全盘复古式的复兴，而是摆正位置以后的重建，因为时间有它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爱恋与怨恨
文学是情感的过滤。这种过滤中有的情感变得非现实化，有的情感变得形式化或仅仅具有一个形式框架，有的则更加浪漫化而令人沉醉畅神。如果将他人“过滤”的情感(文学文本)与其生活“本身”对照还原(如对歌德作这样一种现象学还原或者知识学考古)，当能窥见自我阅读的深度和生命体验的广度。
当你遥望一个高远飘渺的目标时，那种难以企及会带给你无限的兴奋与冲动，引导你不停地前奔，然而，却有一种被抛的隐忧时时困扰着你，不时浮现，让你亦喜亦忧，患得患失。当你被当作追求的目标时，你可以从对方的目光流露出的崇拜获得感动，那种竭心尽力会让你感到不可言宣的幸福与满足，让你眉梢眼角掩不住笑意盈盈。可是，对方的不尽人意处却时时明晰地出现在你的脑海，在自己的比较与他人无意的评说中屡屡黯然低叹。
终于你可以找到一个平起平坐的(相配的)人，既不高得不可企及，也不低得不屑一顾，一切都符合自己的现实但不是自己的理想，一切他有的自己都有，一切他会的自己都会，他既不可能俯视你也不可能被你俯视，日子就在乎视中平凡地滑过，滑到两人都精疲力竭，相视无语，滑到两人都懒得交谈，见怪不惊，缓缓滑向生命的尽头。
无趣人生有趣过，需要的是“童心”和“慧眼”。被人们看作很重要的问题在无数人的口中争吵着，而有些人只愿意静静地旁观，把这当作一种消磨时间的游戏。给予与索取很难平衡，如果在短暂一生中有一线缘分，而不发“恨古人不见我”之憾，除了叹息珍惜，还应该有一种深广的感恩和对生命飘逝的无奈动容。
审美与审丑
这个世界，大凡美的东西大都偏弱，而丑恶的东西却都偏强。但世界是由强力推动的，也就是由恶推动的。战争、冲突、流血……历史女神总是在一座座废墟上驱使着她的凯旋车隆隆前进。
恶在哭声、喊声；杀伐声中狞笑，以显示它不可一世的力量，从善良弱小者目光中的恐惧中获得快感与满足。但是，恶终究无法笑到最后，在终结处，美凸显出来，恶终究还是为了善与美的。
冥冥中似乎依旧存在着某种力量，眷爱每一颗真诚善良的心灵，悲悯每一个柔弱细小的生命。愿我们仍可以虔诚地相信宇宙间有一双明澈的眼睛温和而严峻，不要因为“上帝死了”而人自己也自杀了。人从上帝的子民在现代性中变成欲望自由体。而审美成为对理性的补充和对感性的怂恿，于是美学成为一个现代性悖论：一部美学史是一部人的感性自由史，一部美学史也是一部对自由的残酷迫害史，一部美学史就更是一部残酷的精神罗曼史。
审美是知识分子从所罗门瓶子放出来的现代怪杰。然而当审美终于过度感性化世俗化而成为审丑时，知识分子自身的权威性也遭到怀疑。当代知识分子为什么被瞧不起？因为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构成了对经济话语的冲击和对权力话语的制约，这使知识分子被经济话语中心话语所瞧不起，同时被权力话语营造的意识话语所边缘化。这种经济——意识话语一旦产生，便很快弥散到大众那里，成为整个社会的虚假共识。知识分子只能在他者的误读中进行自己的艰难的思考，再也不能在别人戕害自己、作践自己的时候，再戕害自己作践自己。生命需要验证，死亡使生命在飘逝中或遗忘或镌刻。“莫将三寸鸡毛笔，便作擎天柱地看”，赵翼的诗句当令人清醒。
茫茫世界尘寰，大干世界，人只能活一次，几十年后都道是“一片大地真干净”。看白发老人，私心揣度，其每天每时都要面对死亡和生命意义飘逝，何其伤悲又何其绝望。活着并思考着是很艰难的，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颗流星，但他通过写作的铭刻性而与无尽宇宙相联系——尽管微不足道，也只得如此，并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