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友人赠书三谈
作者：金 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因了写作《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一书的机缘，我与叶氏父子——圣陶先生及其长子至善先生有些书信来往。开始是由叶老直接给我复信。当时，叶老已近九十高龄，他却有信必复。(据至善先生在《{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前言》中说，给叶老写信的，多数是不相识的读者、作者或教师，叶老不只一一答复，迟复了几天还要向对方道歉。他多次说过，人家把信投进了邮筒，就在巴望你的回信，你不尽快答复，怎么对得起人家呢?叶老一生所写的信件，总数要在二万五千封以上。在写信一事上，他可能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由此，亦可见其诚挚待人之一斑。)由于数十年间的文字工作，叶老晚年视力极度下降，戴了度数很高的眼镜，还需加上放大镜才能看书写字。一张16开大小的信纸，只能写上四五十个字。而且越到后来，字写得越大了。见了这样的信件，我怎能再去打扰他呢?后来，我有什么需要请教的，就去信麻烦至善先生了。至善先生有乃父之风，也是有信必复，且能想方设法地满足去信者的要求。
叶家称得上是一个编辑世家了。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人们常以“文学家”、“教育家”、“语言学家”等名称称谓叶老，对他来说，这些称谓也是名副其实的；此外，他还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中国文史馆馆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但在诸多头衔中，叶老只承认他是一个编辑。他屡次说过，他当不了领导，最适合的是让他当个责任编辑。先前的情形不必说了。便是在解放以后，他以副部长的身分兼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所做的，却依然是一个责任编辑的那些琐碎工作。从确定编辑方针和选题范围，到组织文稿、审读、修改、定稿，以至设计版式、校对付印、检查成品，他都事必亲躬，无一遗漏。在叶老长长的一生中，当编辑的时间超过了七十年。他的夫人胡墨林女士，也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当编辑，直至去世。至善先生生长在这样一个编辑的家庭里，从小就在耳染目濡中熟悉着编辑工作的每个细节，由接受父母的影响到逐渐爱好，并子承父业，在编辑岗位上也已经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退休之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仍在“编编写写”、“咬文嚼字”。至善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儿童文学家，也担任过诸多领导职务，但他与他父样一样，在各种头衔中只承认自己是一个编辑，并说他有“编辑瘾”，做了几十年编辑“老觉着没做够”。他在《我是编辑》这本书里面，具体而微地回忆了他一家两代人(第三代中亦有当编辑的)从事编辑工作的动人情景。这种情景，可用他的两首词来概括。一首是他在《我是编辑》一书衬页上题赠我的《蝶恋花》。词曰：
乐在其中无处躲。订史删诗，元是圣人做。神见添毫添足叵，点睛龙起点腮破。 信手丹黄宁复可?难得心安，怎解眉间锁。句酌字斟还未妥，案头积稿又成垛。
另一首是披露于《编辑瘾》一文中的《贺新凉·望六书怀》。词曰：
矻矻何为者?事雕虫、咬文嚼字，灯前窗下。烟蒂盈盘茶重沏，忽忽秋冬春夏。且不悔为人作嫁。彩笔苦无回春力，敢丹黄信手胡描画。千古事，费评价。 杞人自笑忧天塌。更何须、占风卜雨，担惊受怕。红紫万千迷人眼，细辨卉真葩假。再学习延安讲话。伏枥识途都无据，意拳拳尽力添砖瓦。翻旧调，寄骚雅。
不只是热爱和敬业，还有瘾；唯其有瘾，至善先生对编辑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和一往情深地执著迷恋的劲头，到达了一般编辑工作者难以到达的化境。干编辑这行的，大多认为自己是在“为人作嫁’’罢了。这样看，显然含有自我贬低和气不忿的意味在里面。对这种说法，至善先生是一向持否定态度的。他在《编辑瘾》一文中说，所谓“为人作嫁”，“无非说编辑出了力，作者出了名。作者所以出名有许多因素，在正常情况下，最主要靠作者自己努力；至于编辑，不过尽了应尽的职责，做了分内应做的事儿，有什么可气不忿的呢?’’他之在《贺新凉·望六书怀》一词“不悔为人作嫁’’这句否定话的头里加了一个“且”字，就是想以北京方言特有的含义，用比“终”字更斩钉截铁的语气来表示这样的意思：对于做编辑工作，他“不但过去没悔过，现在仍然不悔，将来也决不会悔，根本不承认有‘为人作嫁’那回事儿。”我想，至善苎生似的那种“编辑瘾”和“且不悔为人作嫁”的精神，在当今的商品大潮中，多么令人敬佩和值得提倡啊!
至善先生在《我是编辑》一书中，结合自身数十年间的实践经验，对如何提高编辑人员的素质问题，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例如，他认为，做编辑的既要具备广博的见闻，对自己分工领域内的知识更要随时汲取，多多益善。再比如，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编辑，在辨别语言文字的优劣方面，应有条件反射般的敏感。至善先生虽非红学家，但他从《红楼梦》如何通过对话呈现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际关系的角度，所作六则《一个编辑读<红楼梦)》札记，要比一般红学家的同类文章深切新颖多了。还比如，他反复这样说过，无论办报纸、办刊物，编专栏、编书籍，都要有“人有我弃”、“人无我有”的独创性；还要时时为读者、作者着想，要平等地对待他们。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认为，当编辑的，不能光编不写，要既编又写，这样才能与作者有共同语言并组到好稿子，也才能切实提高审稿改稿的能力。在我的见闻中，至善先生是最明确、最坚定地鼓励编辑也要学会写作的人。他认为，只要摆好了编辑业务与写作的关系，一个编辑部出现一两个著名作家，非但没什么不好，干编辑工作反更有利。他只是希望编辑之所写，还要尽量与业务工作挂上钩，成了著名作家之后，也仍能坚守在编辑岗位上等等。至善先生在谈论这些方面具体内涵的过程中，时时紧连着他那历久弥坚的编辑之瘾和始终不悔的“为人作嫁”的忘我精神；因为在他看来，没有后者，也就不可能真正具备编辑所应有的素质。
吴泰昌：《梦里沧桑》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大学时期的同学。
1955年9月间，泰昌从皖南长江边上的当涂县(那里有著名的太白楼，是泰昌少年时经常游玩的地方)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没按专业分配宿舍之前，大家都临时住在小饭厅里。泰昌当初报考的也是新闻专业，他的床铺又离我很近，这样，我们就很快认识并熟悉了。但在第一次全系新生大会后，每人需要最后确定所学专业时，泰昌因了系主任杨晦教授的一句话!“你的年龄还小，可以上五年制的语言文学专业”，他便改变了学习的方向。这之后，由于专业的不同和功课的紧张，除了在公共课的教室和偶尔在校园、饭厅相遇交谈几句，与泰昌见面的机会不多。1958年夏天，高等学校中有所谓“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与行动。一天，我在校园中遇见泰昌，他说他们年级(即著名的“北大中文系55级”)的同学正在编写《中国文学史》，他负责近代部分。并说他将来准备专攻这一段文学史，争取以个人之力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以填补空白。后来，我虽已调往河北工作，但还一直在等候着泰昌写作与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信息呢。
泰昌本科毕业后，又读了4年文艺理论研究生，先后在燕园呆了9年之久。除了杨晦，他还师从于魏建功、朱光潜、王力、吴组缃、林庚等名教授。在这样一种时空和人文环境中，泰昌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这是新闻专业的学生难以企及的。我们在校时也上文学方面的课程，但中外文学史加上作品选读，总共才两个学期，只是给你一个大致的轮廓罢了，不能全面而深入。因此我始终觉得，自己后来从事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实在是一生的最大误会。不过，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误会，在泰昌参加工作后，我与他反倒有了较多的接触，“文革”后期，我俩还在河北一家文学杂志共事过一年多时间。现在我们都老了，：常常怀念起青春时期的那段生活，相互间更觉得同学这份情谊之可贵。
泰昌从学校出来后从事的工作，与他所读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是相符的，他也写过一些文艺理论和批评方面的文章，但他之为文坛所瞩目，主要是由于他写得一手好散文。开始，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开了一个名为《艺文轶话》的专栏，将近两年中间，发表了数十篇有关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随笔、札记。这些内容独特、形式短小、文笔活泼的文章，当即引起了文坛的注意，认为作者开辟了散文写作的新领域、新途径。这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后，获得了由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全国散文创作奖。得此鼓励，泰昌在散文写作上更起劲了，在不长的时间中出版了10多本书。这本《梦里沧桑》，是他的散文自选集。如果说，《艺文轶话》类文章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作者丰厚的学养，对史料的敏感与识见(当然还有相形相副的文笔)，那末后出的，众多绘写师长风貌、名人本色和回叙个人人生经历的作品之引人人胜，则是他才情觉醒后充分发挥的结果了。这里所以要用“才情觉醒”一语，是因为泰昌“有兴致地投注大量精力”写散文，已在过了不惑之年了。
泰昌是一个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的人，有名士派文人的随意与散逸，而无学院派写作者惯有的拘谨与呆滞。从这个角度说，他的散文风格可以说是文如其人：写得洒脱而飞扬，，流动而飘逸。但泰昌文章的作风，又不能用文如其人一言以蔽之。他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给人以急促躁动、忙乱不定之感，然而，他的散文不只写得细腻而婉转，且从容而沉潜。这次仔细品味了他那些描写大学者、大作家的文章，我才进一步了解到，泰昌对人的观察竟是那样地细致人微，毫末不遗，唯其如此，他才能将名人们日常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的影像深刻在自己的心版上，再现在自己的作品中。读者们读过泰昌笔下那些大作家、大学者们的著作，但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具体了解到隐藏在其著作背后的他们的真人的，泰昌则栩栩如生地写出了他们的真人——他们的真实人格与性情。而泰昌在描写他们的真人时，并不依靠多么突出的事件，他之所写，尽是些日常生活中毫不引人注目的细枝末节；但泰昌正是通过那些表面上毫不引人、内里却包含着深浓的人生况味和人间情怀的细枝末节，才使读者们真切地领略了他所写人物的美好而又平凡的品性。这对读者们回过头去重新阅读与理解他们的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以泰昌的本意，他之交结巴金、冰心、叶圣陶、钱钟书、朱光潜等众多大作家大学者，并非单纯地为了工作上的需要，更不是为日后要将他们写入文章作准备。其与这些成就卓著、德高望重者频繁交结，实在是为了发自他内心的对他们的尊敬和钦佩，是想在不间断地接触中受到他们的熏陶与涵育。在这个过程中，他真心诚意地且是持久地投入了深切的情感，从而赢得了对方无限的信任，相互间建起了一无生分的情感交流。钱钟书先生是从不轻易见客的，泰昌也一直没有组到过钱先生的稿子，他却在20多年中经常去看望钱先生，从而有机会聆听到这位大师风趣而睿智的谈话，感受到了大师和蔼可亲和知情达理的性情。这才能在《秋天里的钱钟书》、《一本刚翻开的大书》中简练而准确地勾勒出了钱先生的风采。对泰昌来说，他之以散文形式描写众多大师级人物，是其长期结累、感情成熟的必然结果，是水到渠成，是瓜熟蒂落。因此，像他这类作品，是决非急功近利者或单靠一两次临时采访所能写出的。
当泰昌将那些名人写入文章的时候，也不是把他们仅仅作为客观描写的对象，而是具体而微地写出了自己与他们建立友谊、形成感情交流的过程。泰昌这类文章的感人，就在于将主体(作者)与客体(描写对象)之间的感情完全融成了一体。不像某些所谓抒情散文，说是在抒情，却又主体归主体，客体归客体，二者之间总是隔着一层。更甚者，还给人以“为赋新词”之感。
泰昌的艺术感觉是新颖而深刻的。他不只能敏锐地从某个普通的场景或不被人留意的人物形神中，捕捉到悠远的诗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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