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走在文学的边缘
作者：刘晓鸥
自题
阅读，温暖和百感交
集的旅程
有了那么一点点知名度或曰小小的成绩以后，总是要被人采访的。
经常被问到这么几个问题：
你已经发表、出版了多少文字?
300来万字吧。
你的作品大都围绕女性命运题材，而且写得很出色?
我迟疑了一下，回答了“是”。
你写得很苦吗?
好像不。
记者们由此得出结论：你很顺利嘛!
我觉得有些话不好说。说个“是”是最简单的。我在32岁才发表处女作。如果允许我说点矫情的话，那么我得说我从5岁起就开始喜欢文学了。我为我所爱的事情坚持不懈地奋斗了许多年。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说已经是漫长的了。
儿时体弱，气管炎和肠炎总是折磨着我。出去与人捉迷藏，跳皮筋、踢毽子是不会占优势的。但我很快在另一领域发现了自己的优势，就是讲故事。十岁左右的我会给我的朋友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高尔基的《我的童年》，还有《牛虻》等。在讲述中，我并不忠实于原著，一些细节我记不清了，或者我不满意作者对某些人物命运的安排，我便按我的意愿去即兴了发挥了。比如，《牛虻》中，牛虻和琼玛的爱情结尾，我想有情人应该终成眷属。于是，我说牛虻最后没有走上断头台，而是被琼玛营救了出来，然后他们幸福地结合在一起了。经我叙述的经典小说，都是走样的，特别是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问题上，我最反感作者把其中的一方写“死”了，而是“拨乱反正”，让书中的“他”与“她”历尽苦难，美满团圆。我从不喜欢老老实实复述一个故事。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便是我创作欲的最初的体现。
现在想想我那时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讲述成年人复杂的故事和情感，我惊异于自己的早熟，几乎是个没有童年、童趣、童心的孩子。我的父母的出身都不太“无产阶级”，全家人活得小心翼翼。所以，我在学校一直是个沉默忧伤、落落寡和的女孩。阅读和创作成了我的寄托。我千方百计地偷看能够弄到手的文学书籍，我在深夜里用手电筒照明，写诗写散文写日记。就像池莉写的《岗巴拉之悟》中说的“我迎风流泪，对月伤怀，愤世嫉俗。可我懂得保护自己，我尽力做个好孩子，做个好学生，我把仇恨埋在心底。”
我难以忘怀1981年的冬天，最初读到《伊豆的歌女》时的情景，我在一个小图书馆的寒冷阅览室里与川端康成相遇。6年之后的夏天，我在北戴河的一间可以望见大海的房间里，读到了卡夫卡。我和著名的余华同样感觉：谢天谢地，我没有同时读到他们，如果文学之风格上的对抗过于激烈，会使我的阅读不知所措和难以承受。余华对这两位天才大作家有如下的评述：“川端康成是文学无限柔软的象征，卡夫卡是文学里极端锋利的象征川端康成叙述中的凝视缩短了心灵抵达事物的距离，川端康成是肉体的迷宫，卡夫卡是内心的地狱；川端康成如同盛开的罂粟花使人昏昏欲睡，卡夫卡就像是流进血管的海洛因令人亢奋和痴呆。我们的文学忍受了这样两份截然不同的遗嘱，同时也暗示了文学的广阔有时候也存在于某些隐藏的一致性之中。川端康成曾经这样描述一位母亲凝视死去女儿时的感受：女儿的脸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是一位出嫁的新娘。类似起死回生的例子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同样可以找到。《乡村医生》中的医生检查到患者身上溃烂的伤口时，他看到了一朵玫瑰色的花朵。”
这是余华也是我的最初阅读，生在死之后出现，花朵生在溃烂的伤口上。对抗中的事物没有经历缓和的过程，直接就是会合，然后同时出现了多重品质。这似乎是出于内心的理由，我意识到伟大作家的内心没有边界，或者说没有生死之隔，也没有美丑和善恶之分，一切事物都以平等的方式相处。他们对内心的忠诚使他们写作时可以没有了边界，因此生与死，花朵和伤口可以同时出现在他们笔下，形成叙述的和声。
陈村的《一天》我是在病床上读的。那是1988年的深秋，因病住进医院，病房生活是单调乏味的，唯一的消遣是看书。我从病友手里借到了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探索小说集》，后来她就把书送给了我。今天我从书柜里翻出这书，20几万字厚厚的一本，当年定价3．45元。记得当时病友边给满屋的病友念，边笑：“老虎窗外还是黑黑的，星星却没有看见。张三接过母亲递来的茶缸，半闭着眼睛，用牙刷在嘴里胡乱捣了几下。水落在铅桶里，非常非常的响。母亲叫张三蹲下去，别把邻居吵醒。张三歪歪头，说他已经刷好了。张三吃的是泡饭，萝卜头下泡饭是比较好吃的，泡饭还是热的。张三还闭着眼睛的时候，母亲就起来热泡饭了，等母亲热完泡饭，张三还闭着眼睛……”深秋的斜阳射进窗子，给病房里一张张病容满面的脸，罩上了一层若有所思的光影，至今令我难忘。
一生如一天，是这篇小说的一个要旨。《一天》不动声色地悲苦和坚强。陈村的叙述十分简约，节奏十分动人，心事重重。那以后我一直喜欢这种风格。《一天》这篇小说我读了好几篇，不是连续读的，间或十几年，什么时候翻到它了，再读一遍仍叫我感动不已。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是我最开心的一次阅读。骚动的心态，散乱无章的情节，一大堆联系松散的人物，这些相互间并不攀附的叙述构成了这篇小说的总体氛围。在刘索拉的笔下，这个世界是荒诞的，但它多多少少悬挂着一些蓝色的憧憬；你说这个世界是混乱的，但它却无疑是一个明亮的清晨，时时有小鸟清脆欢快的鸣唱。孩子们在这个世界苏醒了，张开双臂迎接朝阳奔跑。他们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又都在追求自己的未来。读刘索拉的小说，我第一次感觉语言怎么可以这么幽默和奇妙?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相信语言的力量?我愿意自己可以背出来这些句子，我在电脑里誊抄小说里的片段和句子，只为那节奏，只为那画面。我希望自己也可以活在她的文字里，也写出这样的篇章。我想我有一点自作多情，刘索拉把我给震住了。在她那里我尽情地享受到了阅读的愉快。
2002年的夏天，我读了马原的《阅读大师》。他一开头就说：“阅读是一门学问。但是很多人都未曾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大多数读书人最终只不过渎读而已，未能够从阅读中获取更多滋养的原因。另有一些读家，他们每读一本好书便有所得，因而时-时都在进步；究其缘故，皆由于借了上天赋予的灵性在阅读时深得要领，轻易窥到了书中奥妙所在。他们真是一帮幸运的家伙!更重要的，读书使他们的生活增加了莫大的乐趣，生活因此变得有趣也有弹性了。有谁不希望自己的更有趣更有弹性呢?”马原是个小说家，也是职业小说家，但他更愿意把自己称作读书人，愉快的读书人。
也是这个夏天，旅美作家刘齐对我说，阅读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你可以想像吗?如果你把一部小说一字不漏地记住，很多年后你再重复那部小说，看看会怎样?”
这又使我想起了刘索拉，只有她还可以使这种想法具有诱惑力。虽然那时我并没有背出她的小说，事实上她的小说我一句也无法重复，这是刘索拉的力量和光芒点。于是我读刘索拉的小说，却不再敢尝试写作。另外，我觉得自己还需要生活，需要继续阅读。
读严歌苓的小说，使我做过最美的小说梦。《天浴》，我是在一个冬天读的。这使我意识到小说中的画面感和动作性就是小说本身的魅力所在。严歌苓不动声色的悲怆，准确细密的叙述，干净洗练的字面，蕴涵着极其撼动灵魂的人性光辉，我被深深地折服，彻底地感动了。我是流着泪水读完了《天浴》的。漫长的阅读人生，漫长而温暖的感动历程，但像严歌苓的小说如此震撼我的还不多见。以后寻找严歌苓的小说，就成了我孜孜不倦的一件事情。
一个文学圈里的朋友，推荐了严歌苓的《谁家有女初长成》，并把发表这篇小说的《北京文学》送给了我，如获至宝。那是2001年的夏天，我是在去北京的列车上来回读完的。去年夏天，我在大连中山广场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书店里发现了严歌苓的《扶桑》，仅此一本，很有些旧了。但我毫不讲价地买了下来。
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广州、北京、沈阳、哈尔滨、天津几个偌大城市里的书店徜徉寻觅，问人家“有严歌苓的小说吗?”对方多半回答没有，或卖完了。那看我的目光很有些狐疑。在不解和白眼中，我痴心不已地寻找到了严歌苓的大部分小说。心中颇有满足感。我是那么沉迷严歌苓的小说语言，从中我看到了另一股力量。花花草草般的抒情在这里显得很可悲。
想起难忘的阅渎，竟然都是在旅途上。飞机上，火车上，还有漂泊在大海里的轮船上。那记忆仿佛身在小说中一样迷离而难忘。四年前的秋天，我去上海。我带的行李不多，无非几件衣服和一本书而已。出门时带的书和在衣柜里选衣服一样，要动一番心思的。我选中新买的王安忆的《长恨歌》出了家门。列车出发后我立刻开始阅读那本要命的书。当火车到达南京时，已是深夜。这样我就彻夜读《长恨歌》，读了200多页，书的一半多。这一天的记忆对我简直是难以抹杀。长久以来它都被看成是对阅读的背叛。就是今天想起来，还会让我难受。在我飞快地阅读此书的时候，有什么东西被牺牲了，好像是另一种阅读，和“另一种”阅读一样严重的东西。我被书中的故事逮住了，而失去了另一种深刻的、没有叙事的平面的阅读，而那原本是王安忆独特的文风。
就好像那天我发现一本书包含了写作的两个层面，一是旅行当天读到文字表层，另一种是我没有进入的深层。后一层面是不可读的，人们只能在阅读的乐趣中体味这一层面，就像只有在孩子身上才能看到童年。但我永远忘不了《长恨歌》那如古典仕女画般细腻优美的笔触，如清晨的雨露滴洒在脸上，那清凉特别难忘：“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的；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背着书包上学堂渎书，和男先生幽会的；前边的大门虽是不常开，开了就是有大事情，是专为贵客走动。晒台和阳台，还有窗畔，都留着窃窃私语……弄堂里横七竖八晾衣竹竿上的衣物，带有点私情的味道；花盆里栽的凤仙花、宝石花和青葱青蒜，也是私情的性质；屋顶上空着的鸽笼，是一颗空着的心；碎了的瓦片，也是心和身子的象征。”
赵玫的《欲望旅程》，就是一个秋雨绵绵的夜里一气读完的。生活中，我与赵玫是很熟悉的朋友，在书里读“她”却有可望不可及的感觉，这是一种崇拜的感觉。赵玫的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作品的华贵流畅，她笔下的“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我们家族的女人”，都写得那样波澜起伏，荡气回肠。另外，赵玫那里有些重要的信息，她的声音有一种令人异样的质地，我的灵魂不起舞。这样，我和赵玫在两种情状里倾心交流。生活中，我们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孩子，我们都是极爱孩子的母亲。文学里，我读她的小说，一本本地读，却鲜于与她探讨，她已经给我传递信息了。比如，十年前就是在赵玫的小说《我们家族的女人》中第一次知道了杜拉斯的名字，从此，我便开始读杜拉斯的作品。
读杜拉斯的最大乐趣就在于记录“杜拉斯语录”。她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读过杜拉斯的人印象中多是她的只言片语。读过杜拉斯的人都以会说几句杜拉斯式的话为荣，形成一个高尚的交际语境，这也是导致浅薄的我对她着迷的一个理由。
如果我不是作家，会是一个妓女。当我越写，我就越不存在。我不能走出来，迷失在文里。写作是走向死亡，身处死亡之中。
对付男人的方法是必须非常非常爱他们，否则他们会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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