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2期
大言欺世与自欺欺人
作者：闵抗生
比如，当他“自省”他的写作历程，向读者展示说：“我写作的十几年里，写过小说，写过散文，写过杂文，写过文学评论。”写得怎么样呢?竟是“一个比一个好”!到“写起文学评论，做起学问”来，竟好得没得说的——“都好，你再说什么?”若当作真话来读，如此厚脸皮，就天下少有了。若是一种自我调侃，则自鸣得意之情禁不住地溢于言表。在谈到《红楼梦》和鲁迅这样的作家的时候，更是唾沫星乱溅了。
且看他怎样“评论”鲁迅的：
鲁迅的文章怎样呢?……他的思想之深刻，见识之超卓，都没说的。
先捧一句。但“捧”是为了让他跌下来时摔个粉碎，压根儿没安好心眼。于是下文立刻撇开“思想”、“见识”，单论“文章”：
要说文章多么好，就未必了。一是行文干涩，不丰腴，没什么灵动之气，基本上是从古文脱出来的。读他的文章和读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感觉上没有什么不同。说他是新文化运动领袖，新文学开山祖师，实在是名不副实。要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位古文大师还差不多。借新文学之名，行古文学之实。大体上还是旧文人的路子。看他的文章，包括小说，也是在字词上用功夫。看鲁迅作品你很难看到一段情绪饱满、酣畅淋漓的话，他的文学主张就是练字，比如他说，写完之后，至少看三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去。删来删去，就剩下几条干巴巴的筋，丰腴没有了，酣畅也没有了。
再由“文章”论到做人：
文如其人，他的文章就像他那个人。早期作品中，还有些充满激情、愤世嫉俗的句子，比如《纪念刘和珍君》等作品。后期杂文里，就少有那样感情充沛的句子了，只剩下冷嘲热讽和杀伐之气。
这就连开头还虚伪地肯定了的那点“思想”也没有了——一个只剩“杀伐之气”的人，能有什么有价值的思想呢?在嬉皮笑脸的胡言乱语中，却透着对鲁迅的怨毒之心。但韩石山仍然很大度、很宽容地给鲁迅留下了一个“优秀作家”的位置：
不过，我仍承认他是一位优秀作家，只是当不起一个新文学开山祖师这样的称誉。
但是，韩石山取消了的，不只是一个“新文学开山祖师”的称号，鲁迅既是“借新文学之名，行古文学之实。大体上还是旧文人的路子”，那么，他是被韩石山从“新文学”队伍里开除了的，这“优秀作家”的位置，不知安置在哪里?将一个“名不副实”的“新文学开山祖师”开除出“新文学”队伍之后，也不管他的“行文干涩”，却将之作为一个“优秀作家”，推人“古文学”阵营，加一个“最后一位古文大师”的谥号，只怕也难以兑现。
一位新文学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经韩石山三摆弄两摆弄，像变戏法似地用了不到四百五十字就给变没了。真是玩文学的好手!韩石山的“评论”，并没有什么事实上的、学理上的根据。他是在蒙人，拿人的常识开玩笑，既不尊重他的评论对象，也不尊重读者。事实、学理、逻辑、作家的良知都在这短短的四百余字中被糟蹋殆尽!
“写完之后，至少看三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去”应该是写作者的起码要求吧?韩竟把它当白粉抹在鲁迅鼻子上，说“删来删去，就剩下几条干巴巴的筋，丰腴没有了，酣畅没有了。”韩文酷评中的鲁迅“行文干涩，不丰腴”、“他的文学主张就是练字”、“他的文章，包括小说，也是在字、词上用功夫”等等，都是由这种完全置事实于不顾的嬉皮笑脸的诡辩而来。若以韩文的花言巧语为“灵气”、为“丰腴”，鲁迅确实是没有的。“巧言令色鲜仁矣”，鲁迅不讨喜欢，正如韩文所说，是“文如其人”!
韩石山诡辩是为了摘掉鲁迅“新文学开山祖师”这顶帽子，将鲁迅开除出新文学队伍。这件工作，钱杏邨在1928年就做过。他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里断言，鲁迅的思想“是走到清末就停滞了”，他的创作也“只能代表庚子暴动的前后，一直到清末”。这是创造社与鲁迅论战的产物，带有强烈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意气用事的特点，后来创造社诸君子也都改变了对鲁迅的态度与评价。韩石山要否定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不能重复钱杏邮说过的话。韩石山善于“翻新”(这是他得意的本领)，于是换一个角度，从文学语言上，将之推至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说成是“借新文学之名，行古文学之实”。
根据何在?韩石山举了一个鲁迅的“新的句式”为例：“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说“这是从成语‘芒刺在背’稀释而来的，等于是把成语‘芒刺在背’还原为白话文了”。这就是韩石山说鲁迅“借新文学之名，行古文学之实”所举小的唯一例证。这哪里是什么“文学评论”?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睁着眼睛说瞎话，戏弄读者，也太肆无忌惮了!
摘掉鲁迅“新文学开山祖师”的帽子，乃至将他开除出“新文学”队伍，是为了推出韩石山在《徐志摩传》中塑造出来的新文学“皇帝”徐志摩。那可是用“旧史书纪传体”写的新文学史上整整的一个朝代：
我用的是旧史书纪传体，就是把徐志摩当作一个朝代来写，徐志摩就是皇帝，他的朋友就是臣工。把皇上和臣工都写活了，整个朝代的是是非非也就清楚了。
为了写“徐志摩王朝”，韩石山不惜工本，“花了不下一万元搜集资料”，“考虑了整整一年”才定下了“出奇制胜”的写法，然后又不遗余力使出了“花样翻新”的“不同凡响”的“大本事”才写了出来的!要了解这个“皇帝”和他的“王朝”，还不能不读韩石山编的《徐志摩全集》。韩石山告诉我们：
不看徐志摩，你就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大的才气……
上面这些话，怎么看怎么像是韩石山为他编撰的《徐志摩传》和《徐志摩全集》在做广告。由此悟出了“评论”别人的一个妙用：原来是可以拿来为自己做广告而毋需另出广告费的。
虽说我还没能目睹韩石山“翻新”出来的这位新文学“皇帝”的真容，但从韩石山为了给他的文学“皇帝”作垫背的对鲁迅的“评论”，也可推知一二：
一，这位文学“皇帝”，不像鲁迅“借新文学之名，行古文学之实”，是货真价实的崭新的“新文学”的“皇帝”。他用的“白话文”，不用说，是“丰腴”而充满“灵动之气”的，不像冒牌的“新文学开山祖师”鲁迅“行文干涩，不丰腴，没有什么灵动之气(要说有什么“气”，那也是可憎可厌的“杀伐之气”——闵)，基本上是从古文脱出来的”。这位“皇帝”的新新文学，在韩石山的广告评论中没有举例(大约是太多，举不胜举，因而也就毋需再举的缘故吧)，我倒间接地从鲁迅的《“音乐”?》里领略了一二：79年前鲁迅已经从徐志摩译的波德莱尔《恶之花·死尸》前的长篇议论里领教过徐的精彩的神秘主义文风，从如此文风中听到的“音乐”，使鲁迅疑心自己“发昏”、“发热”了，真是“不看徐志摩你就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大的才气”，只窥其一斑，就被他的才气吓得虽不至于气绝，也气不敢出了!
二，韩石山说鲁迅的文章“删来删去，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条筋”，当然不像“闲话废话”说得“有滋有味”：
写文章，尤其是写小说，写散文，说白了就是说废话，所谓语言艺术，就是废话的艺术。正经话，谁说都一样，没艺术可言。只有废话说得好，才叫会讲话，才叫懂得艺术性，才叫文学语言。
众所周知，徐志摩是说“闲话”的好手。韩石山将“闲话”、“废话”连在一块说，其实，还是有区别的。至于这些闲话都是废话，或者有多少是废话，则要读了《徐志摩全集》才知道，不敢妄断。从韩石山将闲话、废话连读，并与正经话相对待来看，是将闲话归人废话一类的，是“语言艺术”的极境，文学“皇帝”御制的“皇品”!无怪乎韩石山要把徐志摩推上文学“皇帝”的宝座：试观新文学史，有谁不说几句“正经话”的?说“正经话”是艺术么?“闲话”、“废话”才是艺术!新文学“皇帝”的称号除了徐志摩谁能承担得起?虽然“皇帝”领导“新”文学，未免滑稽，并且有“借新文学之名”的嫌疑，但要突现徐志摩的至尊地位，也只能如此说了。
读者诸君不觉得韩石山也是在说闲话、说废话吗?哪里能把他说的这些话当真?他是为推销自己糊弄读者，拿读者寻开心呢!或许韩石山说的“闲话”、“废话”指的是有趣的话题或表述?离开了这些有趣的话题与表述，就不成其为艺术?如果韩石山是这个意思，他就不会说鲁迅“行文干涩”，只有“干巴巴的几条筋”了。因为鲁迅的幽默，是人所共知的。鲁迅写文章也并非如韩石山所说的删了又删，删得只剩几条筋。鲁迅删的正是韩石山宝爱的“废话”。韩石山并非不知道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讨厌鲁迅的“正经”。为了危言耸听，才昧了良心、睁着眼睛说瞎话，大言欺世、自欺欺人。心中全没个“正经”。遂有这种信口雌黄“洋洋洒洒”的大文。“文如其人”，信哉，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