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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拒绝，有权鄙视
作者：何满子
我毫不掩饰我欣赏后一种“汉贼不两立”的人。这里我要重复一次我曾在多处说过的关于诗人冀访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次，浙江作协组织作家活动，邀请一些人上莫干山旅游。冀访接到通知，背着行囊，兴冲冲地到了集合地。这时，人里头有个同行者，走上前，一面伸出手，自报姓名，那人是无名氏(卜乃夫)，即抗战时期写过《塔里的女人》、《北极风情画》、《野兽·野兽·野兽》等准黄色小说的那一位。冀访向那人盯了一眼，扭转屁股就走，莫干山也不去了。他羞于和这样的人为伍，无须思考，真的像刀削那样干脆。
后来我问起这件事，冀访的回答也和他的行动一样干脆：“跟这种货色去鬼混什么!”(《千年虫·漫说几位“团友”的脾气》)
我们这一代从抗日战争时期过来的人，都知道无名氏是什么样的东西，对冀访鄙视其人的态度完全理解而且同感。果然，没多久，就在一本刊物上读到了署名肖霖的文章《无名氏逃往台湾》(因为有资料价值，至今我还剪存了这篇文章，可惜当时匆促间没有注明杂志的名称和刊期)，报道“解放前就有‘反共作家’之称的无名氏——卜乃夫，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做了三十多年的龙蛇之蛰后，使尽手段终于今年三月(引按：当是1982年3月)下旬乘赴香港探亲之机，公开发表反共声明，逃往台湾，投靠国民党当局”。据台湾报刊的后续报道，这位“反共义士”先是受到他前期所隶的特务上司CC首领谷正纲的嘉奖和物质赏赐，还被“副总统”谢东闵所接见，颇为红火。
世界上真奇妙，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化，“统战”需要使往事理应淡化，这位红人又意气洋洋地于1998年回大陆来观光，并以“名作家”的身份在南京等地受到宠待，国内的出版社就兴起大出无名氏作品之风。其实，早在度过“文革”的文化沙化，港台各类软性和刚性文化如琼瑶言情、金庸武侠纷纷应市之际，即无名氏去台湾之前的1980年10月，浙江文艺社就已发掘出了他的作品，以“内部参考读物”的名义，出了他的《中篇小说选》三卷本，包含在抗战时期为正派读书界所不齿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等小说。1982年湖南作协的文学杂志《芙蓉》和《湘江文学》也刊登了他的新作，使抗战时期过来的有识者错愕莫名了(注)。这回他的“衣锦荣归”，就更使其作品吃香起来，不仅由国家出版社郑重印行，还有一些不明底细的年青一代文学评论家鼓吹叫卖，真令人不禁感叹人间何世!
大陆尚且如此，就更不必说海峡对面的起哄了。2002年10月11日无名氏死后，台湾《传记文学》(第81卷第5期)立刻刊出了《无名氏逝世纪念专辑》来隆重纪念。这个专辑除了几篇应酬性的追悼文章外，有两篇各长逾万言的叙述无名氏生平的长文。一篇是肇新的《风沙红尘中的无名氏》，另一篇是曾替无名氏立传的李伟的《无名氏的生命低潮期——抗战三十六年》。两文除了廉价地夸饰无名氏为不世出的天才外，都以极大的篇幅论述他的“桃花运”，他和不少女人，包括韩国女人、白俄女人、法国女人的风流史。侧重于这方面的描写，当然也为了便于掩盖他的不光采的职业身份，但既要概述他的生平，也就难以避免地泄漏若于春光，这点将在后文相机点出。
李伟的那篇如题目所示，是记述无名氏1949年以后在大陆的遭遇的。文中也竟引述了我上文所说的诗人冀访不屑与他为伍，掉头而去的故事。不过他对冀访为何如此鄙夷其人的解释，却有辩正的必要。因为这正关系着从抗战时期过来的一代人鄙视和拒绝无名氏的原因，似乎也该将情况提供给不明无名氏底细的新一代人领略一下其人的面貌，作知人论世之助。
李伟先生引述我的文字注明出我的口述自传《跋涉者》。我在叙述了冀访不屑与无名氏为伍后写道：“无名氏在抗战时为正派人所不齿。冀访就是这样一生刚正，毫不含糊的人，至今这种火爆性格依然不变。”而这位李伟先生却善于做国文老师，修改别人的文章，说：“何先生说：‘现在看来，冀访左得过于天真，不近人情了’。”师心自用地代我加了这一笔以后，又进一步作解释道：“自然这只是个人的行动，源自多年形成的左倾偏见。”(着重点是我加的——何)。
“个人的行动”之说可以不辩，眼前除了冀访以外，就还有我；而且我敢拍胸保证，我所认识的文学界老朋友，无一不是鄙视无名氏的；重点在于“左倾偏见”之说。
如果说鄙视无名氏是“左倾偏见”，那么这“偏见”确如李伟所说是“多年形成”的，即在“左倾”尚无影子的抗日战争时期，正派读者就已形成对无名氏的“偏见”了。如果抗战时期也有“左倾”，那就是主张积极投入抗战以谋求民族生存的一方；相反的一方就是破坏抗战或至少对抗战怠工的势力。无名氏在那个时期的“光荣史”且留到下面再说，他的专写“与抗战无关”(这是梁实秋曾提倡而为“左派”文艺界所一致声讨的，这也是抗战时期文艺界一段公案)的黄色小说，其效应便是诱导人转移目标，涣散人救亡图存的战斗意志和同仇敌忾之情。当时人认定《塔里的女人》之类的作品为“黄色小说”，并非因为那里头有多少渲染色情的内容，而且因为这些玩艺转移抗日的大目标，涣散人心，有如黄色工会之用软性手段干扰和破坏斗争，这正是“黄色”一词的标准用法。凡是经历着血与火的洗礼，在苦难和艰辛中挣扎的中国人，无不对破坏抗战、干扰抗战及削弱抗战力量的人和事由衷地憎恨，这种感情应该是正义的乃至是神圣的。无名氏的作品因此为正派人所抵制，所嫉鄙，正如那时对“战国策派”的文人如陈铨教授的《野玫瑰》之类也抵制鄙夷一样，虽然陈铨教授的作品如以写作水平来说，比无名氏还要高明得多。
对无名氏的拒绝和鄙夷，还有知人论世的更主要的一面。无名氏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里由中统所控制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干事，这点人所共知；他还是特务造谣小报《良心话》的编辑，这点在重庆当时的文化界也知者甚多。《良心话》是专事污蔑进步文艺人士的下流小报，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寇攻陷了香港，当时不少被国民党政府迫害而居留香港的文化人，经历千辛万苦，从敌占的香港逃出，《良心话》乘情况不明之际，大肆造谣，说胡风等人已在香港投降日寇，做了汉奸，说得有鼻子有眼睛。记得诗人阿垅曾作一涛抗议，我能记起开口的两句；“不相信太阳发霉／不相信谣言。”后来胡风脱险回到桂林，还特地作《当死人复活的时候》一文以舒愤产这也是当时文艺界的一桩公案。无名氏就是这样的小报的成员。请想想，这样的货色能不引起正派人的鄙视么?岂仅冀访一人!
肇新的《风沙红尘中的无名氏》一文虽然竭力给无名氏涂脂抹粉，也不经意地泄漏了他和特务机关中美技术合作所的关系，虽然藏头露尾地只说了“美建立中美技术合作所，专向中国学习破译电报密码技术。(任中国军事委员会技术室专员的)闵石麟很欣赏无名氏的资质与才华”，寥寥一语，其瓜葛也就不言而喻了。可能是无名氏由中统跳槽到了军统，两个特务系统发生了狗咬狗的窝里斗(此事我当时听已故抗战文协的实际办事人梅林谈过，但此刻找不清实际根据，只好阙疑)，总之，无名氏在重庆呆不住了，只好北上西安，投靠西安的军方大帅胡宗南的麾下，和军方文人黄震遐等人打成一伙。黄震遐就是曾被鲁迅所诛伐的国民党御用文学家“民族主义文学”派的头子。当时西安以军方为后台的文学杂志《黄河》，名义上由“女兵”谢冰莹主编，其实却由黄震遐一伙操纵，这份杂志也为大后方的进步文艺界所抵制。据肇新的文中说，无名氏其时和一个白俄女人在七分校的一次晚会上调情”后写了《塔里的女人》。所谓“七分校”，肇新文章中故意含糊其词，其实就是胡宗南任教育长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黄震遐又正是该校的政治教官，无名氏的关系和身份也就不难想见了。
肇新《风沙红尘中的无名氏》一文中对无名氏的吹捧，荒唐到背离常识。第一段夸他幼时的师承，竟说：“无名氏幼时拜大儒焦循子弟门下，人蒙馆，诵古文，学养厚实”，云云。焦循是清代乾嘉间人(1763——1820)，焦里堂的子弟绝不可能于二十世纪犹存活在世。如以通常的三十年为一代，则里堂先生倘有后嗣，最年高的也只能是他的曾玄一辈，怎能成为他的子弟呢?如泛称某家子弟，要强行攀附，那么倘恰巧师从一位姓孔的，岂不也可称拜“孔圣人的子弟门下”么？如此胡攀名流，实在滑稽。
同节还引了一个民间笑话：因《三国演义》中周瑜临死前有“既生瑜，何生亮”之叹，掉舌的人便说诸葛亮的父亲应为诸葛何。这笑话清人阙名的《解颐录》和另一本笑话总集《广笑府》都曾收录，肇新先生竟把它转嫁给无名氏，以作他儿时“聪明过人”之证，则更是制造笑柄。这简直是愚弄读者，以为天下人都是笨蛋，实在令人吃惊。
单就《塔里的女人》这类小说看，事过境迁，也看不出多大问题。而且文学创造也该有主体的自由，卿卿我我，要死要活也无妨凭各人的爱好去写，谁也管不着。但文学也是道德的事业，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蹂躏祖国大地的严竣岁月，创作上该有什么样的道德意识，可以不俟言喻。比如说，像老牌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作家张恨水先生，向来是写艳情、哀情类小说的，到了抗战时期，他也就改弦易辙，不再写《啼笑因缘》、《金粉世家》、《春明外史》之类的小说，改作《八十一梦》这样的关怀现实社会、指谪时弊的作品了。当然不能向无名氏那样的人要求道德和奢谈民族大义之类，但在国族存亡所系的那个年代，正直的人也有权拒绝他的那些黄色小说，鄙视其人。而且今天，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也有义务向新一代的读者提个醒，为他的身分暴一下光，在知人论世上有所鉴别。如果这样分是非辨邪正也算“偏激”，也算“左倾偏见”，那我也在所不辞。谁爱嗜痂逐臭，去爱去逐就是了。
2003年3月，上海。
注：1984年我曾作《长春去来》一文，记同车一位出身西南联大的数学专家，谈起当时湖南一份文艺刊物吹捧无名氏作品。他称之为“香臭不分”的“味觉败坏症”。可见有识者人同此心。《长春去来》一文收于拙著《画虎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