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探须伸来
作者：刘心武
——作 者
几年前，南方某报娱乐版刊登出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我没有冒充刘心武》，随即有好心人给我寄来一本署名刘心武的著作，紧接着就有不止一家报纸的记者打来电话，问我作何反应。我回答记者，一切都很正常。那本刘心武的著作勒口上印着相片，还有简历，是另外一位，年纪比我小很多，当然谈不到什么“冒充”。记者追问，你果然不生气吗?你至少会觉得遗憾吧？这样问令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中国人姓名大都就三两个字，重名重姓自古很多，比如如今就至少有三位叫朱琳的女士会时不时在传媒上出现，一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艺术家，一位是比前者晚一辈的影视明星，还有一位是高干夫人(本身也是高干)。当代文坛上，有过两个王亚平，两个李准，女作家里例子也不难举出。那报纸娱乐版的文章里说，那位年轻的刘心武称他打小父母就取了那么个名字。其实他就是打小不是那么个名字，发表作品时署这么三个字，也是他的自由。我国法律至今似乎只有发表作品“署名听便”的规定，而没有相反的限制。人的名字被注册为专利，一人使用了，他人再不能用的事情，我还没听说过，也不赞成那样的专利制度。电话采访的记者听得不耐烦，问：依你的意思，现在有人用鲁迅、巴金的署名发表作品也可以啦?我说依我的意见，只要作者介绍里说明是另一人，也并不违法吧，之所以没出现这样的新作者，我想是即使有人拿出那样署名的作品，发表、出版的机构也会劝他改掉，这也并不是依据法律，算是社会的公序良俗吧。但是像刘心武这样的署名，算得什么?无论有人打小就叫这个名字，或原不叫这名字而愿署上这样的符号，只要在作者介绍里说清楚不是写《钟鼓楼》蒙了个茅盾文学奖的那位，发表、出版的机构愿意接受，那就完全构不成什么问题。当然，盗名假造印制上市，意在跟风求个畅销赚个大钱的，另当别论，那是违法行为，但我的书大都不属于畅销书，自己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记者不等我说完就说：“行啦行啦，你真让我意外……你说的这些个，我怎么用啊?”我这才恍然大悟，人家的意思，是希望我生气以至愤怒，最好抗议，至少表示遗憾，从而引发出可持续性争辩的事态，没想到我竟麻木不仁，全无所谓。果然，这些采访后来一个字也没见报。
经过这件事后，我更加懂得，面对市场的报刊为了扩大销量，争取广告，一定要善于抓热点新闻，在文化新闻里，遇到能有逗蛐蛐般掐起来的可连续追踪的资源，记者编辑一定要抓住不放，穷追深挖到底，这也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或“眼球经济”，我们实在应该尽快理解并且适应。鉴于此，记者有时进行采访，就仿佛手里摇动着逗蛐蛐的探须，一味地撩拨、挑逗，希望能兜出被采访者的火来，使说法、观点相左的两方最后在其版面上张牙相掐，最好一个回合接一个回合，虽然到头来这类事情大都不了了之，但旧的逗局撂下后，一定会再另觅新的逗局，好把版面的可观性保持下去。我这样打比方，希望有关的记者、编辑不要生气。翻翻金受申的《老北京的生活》、邓云乡的《增补燕京乡土记》等著作，就可以知道逗蛐蛐(即蟋蟀)是民间源远流长的很富情趣的娱乐活动，只要不沦为一种恶赌工具，实在是有益无害。报刊的功能之一是愉悦大众，文化新闻版尤其此任在身，记者、编辑不辞辛苦，有时为采访到一位当事人要费老大工夫和力气，采访后往往还要通宵达旦地赶写编发，真的很不容易，我如果是吃这碗饭的，摆弄探须的积极性一定不甘人后。这个比方里，把文化新闻版特别是娱乐版上被逗的人物比喻成蛐蛐，也实在没有什么恶意。说穿了，文化界的名流，如果成了明星，那性质也就是大众玩偶，歌星、影星、笑星等自不消说，现在有的作家，也被圈入此中，上了娱乐版，成了探须时来逗一逗的蛐蛐，也就是公众玩偶，在作家本人来说，或谓不幸，其实人家是看得起你，把你当成了个“角儿”，应该感到荣幸才是。总而言之，不知别人怎么想的，依我的想法，你既然享有了社会知名度，而又并非不可拿来玩笑的圣贤之辈，那么，付出些被别人逗一逗、惹人乐一乐的代价，也是应该的。
最近又有探须伸来，电话采访的记者问我对“一个人的排行榜”的选本有何看法?记者告诉我，这套从1977年选到2002年的选本“漏选”了不少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记者特意把此前已经采访过几位被“漏选”的人士的反应告诉我，说是有的表示“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自有公论，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有的嗤之以鼻说“不予置评”。记者问我是不是也很诧异和生气?看来很希望我同仇敌忾。我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人家说清楚了是“一家”之见嘛，他愿意“网”谁“漏”谁应有充分的自由，而且，“漏选”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妥，哪个天皇老子规定了必须选谁呢?至于我，那就更不存在什么“漏”不“漏”的问题了，我自己只是爱好写作罢了，有得写，写了能发表，有人读，就非常满足，什么排行榜呀，获奖呀，文学史呀等等，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白给我排进去’，白给我奖，在什么史呀上白记我一笔，我也不拒绝，但那绝不是我挂心的事。记者说，那么，你是完全无所谓啦?我说对这件事，我不是无所谓，而是感到高兴。我觉得这是文学进一步走向多元化的一个标志。拿选本来说，越多元，越有利于读者的选择，不仅民间可以有多种选本，就是“官选”，也可以不止一种。这些比我年轻的一代选家，他们如果选起来还是原来出现过的那类选本的模样，或者仅仅是在不能“漏选”谁的前提下，稍微掺进一点新鲜的，那就实在无趣!说实在的，“一个人的排行榜”的最大乐趣就是要刻意地“漏”，“漏”字当头，新意才能盎然流溢。我要是跟他们一样年轻，我选起来可能要更狂放哩。说他们年轻，是跟我现在这年纪比，其实以曹雪芹“四十年华付杳冥”、普希金的38岁决斗身亡、卡夫卡的41岁病故等为坐标，他们其实都也老大不小了，你再不让他们“一个人”玩，非把他们规范到谁谁决不能“漏”的“排排坐，吃果果”般的“群体行为”里，那不压抑死了!……这位记者也是表示我的反应大出其意外，我忙说你别因为我没跟他们掐起来就不给我登啊，回答是会登会登，我说希望登出来给我寄张报纸，也回答会会会。但直到我写这篇文章，刊登那采访的报纸也没给我寄来。显然，我不是只好蛐蛐，探须是白来撩拨了半天。蛐蛐是很了不起的昆虫，我自知还达不到那样的水平。自比为蚯蚓吧，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越活越湖涂，却也越来越怡然自得。
2003年4月6日 温榆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