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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的文化之袍
作者：毛志成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老大”，是以齐鲁文化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此外的吴楚文化、燕赵文化，也有一定席位。那时，最让人看不起的是“羌秦文化”。“秦，虎狼之国也。”但是几百年的你争我打、相互竞雄，却让“虎狼之秦”夺得了天下。那位有私生子之嫌的赢政，竟然“一扫六合”，把全中国都征服了。秦的优势之一，就是没有文化负担。什么孔儒之礼，什么屈原之骚，以及宋襄公的“仁义”枷锁，或是会唱几句“易水寒”之类小曲的燕赵“壮士”，秦始皇统统笑而不睬，暗骂“去他娘的!”
后来，秦始皇索性弄一把火，烧了一大堆“文化经典”，但却没烧确有实益的农书、种树的书、医书。后来几千年(至今)的文人，哭书、吊书、拜书、玩书的癖好又是有增无减，源远流长，又把“书山书海”砌得很高，游得很深，近乎成了一个独立的“文业”。好像中国假如压根儿就没有《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没有只是哭啼而无实际行动的《离骚》，以及没有后来的李白、李清照、曹雪芹、王国维、徐志摩、沈从文，中国就亡国了。其实我倒认为，当年秦始皇的错误不在于烧掉那些专门玩“理念”、玩“情感”、玩“辞采”、玩“杂趣”的书，而在于没有鼓动作家去写出具有实际操作价值、具有直近操作效应的书，如早于秦朝数百年前西方人欧几里德写的《几何原本》，阿几米德发现的力学定理，埃拉托斯特尼写的《精密算学》。也没有对同时代作家如荀况、韩非、商鞅等人写的“时文”做出应有的推崇和宣介。秦始皇的错误还在于他过分地、单一地迷恋“皇权”、“集权”本身，没有把“虎狼之国”提高到“文明之属”的品位。但是，秦的虎悍狼勇，毕竟比鹤唳莺声要可敬得多。“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以及“子规啼月，杜鹃泣血”，毕竟是无力的哀怨。
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发育形态，有两种东西的发育往往是不太统一的，不均衡的，甚而是各自游离的。这两种东西是：文化内质与文化形式。仅以文字制品而论，其中固然有专门侧重于开掘文中之理、文中之识、文中之见的，即对社会、对人生有切实影响能量的；但也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用之于玩味文字本身的。一大套“中国文学史”堆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面前，对文字本身的崇拜、欣赏、玩味就夺去了一大半精力和兴趣。有人写的诗与文，单是因其文字美，就可以成为名诗人、名作家、名作品。汉代的司马相如，三国的曹植，唐代的王勃，都是享誉不衰的“第一流才子”。他们写的《上林赋》，《洛神赋》，《滕王阁序》，其实除了对社会的装饰价值之外，而对社会运转的主杠杆(政治、经济、民生)却没有任何的实在能量。包括李白，诗中的大话、漂亮话不少，但他却没有写出一则有真知真识的治世简论。
中国的文字，世界罕有的“特殊国情”之一就是连字形、字体本身也可以成为“高品位文化”的标志。莫说甲骨文、金石文、碑拓文研究了千百年，即使是楷书、隶书、行书、草书(包括书写和篆刻)也分去了文人的太多精力。其实，有力有效的爱国宣言或卖国条约，用什么字体去写都是一样的。而最真实可信的，又很可能是用平常的公文体、随随便便的手书体写的。
玩“字形”、“字体”居然玩成了一业，居然享有不凡的才名，这确实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外国少有。
我绝对没有贬低书法家的意思。外国也有书法家(如日本)，但他们好像知道玩就是玩，是干正业之外的消遣解闷，很少把玩字体本身看成什么“神圣事业”。正如同所有国家都有演员，都有演戏的，但大都能区别演戏与做事的不同。当年鲁迅曾针对日寇入侵、“国民”溃败而上海的女演员穿着军装做广告的事，曾将“雄兵解甲而蜜思托枪”的轻佻之举做了嘲讽。玩字儿，演戏，娱乐也。切莫将“玩”看成具有治世济世能量的主业。
文化(包括文字)的形式本身，若是能成为独立的一业，，甚而过分发达、肥硕，这叫“文化累”，瘦的必然是文化的内质本身。
这样的“文化累”现象，在中国颇悠久。一部《红楼梦》出来，随后“红学”蜂起，弄出的书、文章、杂志在文字总量上绝对超过《红楼梦》本身的十倍、百倍。何苦来呢?有真本事，再写一部高于《红》的作品比什么都强!
足球也一样。中国不仅有专门性的报刊《足球》，此外各种报刊上涉及足球的文章、论述、消息，以及以“讲足球”为专业的“名家”，充耳盈目。但中国的女足杀出了威风，男足则很不成，而且看不出“会成”的兆头。原因固然很多，但围绕着女足弄出的宣传鼓噪颇少，而围绕着男足喊出的声音和写出的文字太多，很可能是原因之一。申办奥运成功，北京提出了“人文奥运”的口号(我也参加了“民盟”的此种会议)。很多人重点地强调了北京的“人文建设”，包括人文景点的建设和北京人文明礼仪的强化。我都同意，但有一点不要搞错：奥运的主体是体育(体育也是“人文”的重项)；若是什么都强调了，惟独中国运动员在运动场上显示不出威风，拿不到像样的名次，就算不上有什么高水平的“人文精神”。最后追究原因，我看有一个“失误”是难辞其咎的。这就是：我们常常把“表现”与“表演”的区别弄混，话多文美而身弱心虚。
在这里我必须强调，我绝对无意否定文化本身，倒是十倍百倍地看重文化。
文化，无论是做为思想内涵、情感内涵、知识内涵，还是做为语言功力、表述效应，都是社会所必需的，也注定会具有相应价值。这一点，必须承认，任何虚无主义都是错误的。具体到中国语言的主体和代表——汉语，有人将其神秘化，奢望举世予以仰视或膜拜，无疑是一种幻想。但借着“学外语(首先是学英语)”的流行之风，鄙夷或贬低汉语能量，将其讥为“落后的语种”，也绝对是无知的。即使世界日益走向“全球化”，汉语做为中国的民族语种也有(而且必须有)资格参与世界性的语种竞选。如果我们落选，被淘汰出局，失败也不在于汉语的语种本身，而很可能在于我们没有把汉语当成实用工具或实战武器，而当成了戏台道具或仿制的刀枪，满足于“玩”。
中国历史上，在还没有“玩文”嗜好，只是以“文”为实用工具、实战武器的时候，汉语曾显示出了杰出的能量。诸如原始的《易》，并不玄虚、神秘，无非是较朴实地告诉人们一种事物、现象、行为可能导致的多种结果，让人们不要“死心眼儿”。《老子》、《庄子》那样的书，虽然讲了许多很深奥的道理，显示了古代中国令人惊叹的甚而大有超前性的思维能力。书中讲的道理无非是世界或人世的基本法则，毫无玄怪、迷信意味。《荀子》、《韩非子》尤其是《孙子兵法》之类的书，内含的道理不仅很简明，甚而很直近，具有极强的政治操作性或军事操作性。难怪《世界图书概览》中在统计世界古今译本的出版量时，中国的很多古典著作大都抢到了排行榜的前列。例如《老子》排在第二位(第一位是《圣经》)。
不过，汉语文化一经由实文演化为“美文”，汉字的自身能量一经陷入惯性运动，加上政治的催化，科举的诱发，表演性就必将愈演愈烈。自楚辞汉赋开始，继之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散文，虽然其中不乏直接或间接对社会问题做了“直触”的篇什，但有相当多的比重意在玩文字，玩文墨，玩文采。即使以“玩文”玩得漂亮而在文学史上成了第一流的名家，政治上的实效和社会上的认可度其实很低。屈原的那些诗，上叩天阍，下求淑女，揽美人香草人怀，与神女仙姬游戏；每一顾而掩涕兮，叹君门之九重，可谓文采洋洋。《文心雕龙》讥其文旨在“露才扬己”，可谓一针见血。实际上，屈原的那些大呼小号，于治世并无实效。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反对秦对全国的统一，不乏政治上的迂腐意识。至于他的门生宋玉，晶位就越发等而下之。《风赋》之类正像鲁迅在《帮闲与扯淡》一文中所言，无非帮闲而已。到了汉，此前也有两位虽不太懂文化但却很有名的人写的诗，如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云云，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云云。追根儿地说，项羽的诗是失败者悲而作秀，刘邦的诗是得胜者的戏言。两人作不作诗，都与政治成败无关。
到了司马相如等人的汉赋，三国时曹植等人的《洛神赋》(倒是他的老爹曹操，被鲁迅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爷，写出的文章既有勇气又极为坦率，如他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及两晋南北朝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以及“采菊”式的作雅等等，或是后来李白献给杨贵妃的媚词“云想衣裳花想容”云云，大都是涉政无力、治世无为的自我抚慰而已，有没有这样的“自我表现”都于社会的实际变动无大辅助。到了聪明的唐太宗大兴科举，意在玩一玩文人，文人本身就大大卖弄了笔头子或嘴头子，其实唐太宗早已知道这是“逗你玩”。到了明清，八股流行，文人尤其表演了“傲气与奴气”的双重习性。说是“以文取才”，实为鬼话。若是只有“文”本身，陶醉于写和说，别无它技，非但于世无补、无效、无益，而且只能把世界搞呆，把社会搞蠢。
中国文人的能写能说，在很多时候只能使人格、人性、人心(包括体力)退化。“百无一用是书生”，并非毫无根据。
“五四”至中国解放，有些具有文人属性的人显示了特殊的实用能量，其中包括鲁迅、毛泽东。权且不说他们的见识、功过上的差异，单就对社会都产生了巨大而实际的干预能量，就足以成为“提高中国人基本素质”的学样对象。他们的优势，至少表现为超越了为写而写、为说而说的文人积习。
话多，写得多，甚而大大超量，兼之以说和写做为表演，足以把中国搞成毛多肉少的可怜鸟儿，或失去与猛禽悍雕共人同一山林的能力。
“文革”时到处是说和写的“天下第一盛世”，大辩论、大批判、大字报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甚而包括纸张)，总量绝对超过世界诸国的十倍百倍，文盲、半文盲中的“理论家”也足够几个师、几个军。结果怎样，最终只是证明了中国的“确实不成”，“豪言壮语”与“叫苦连天”同义。后来时过境迁，搞改革开放，相继搞反腐败，搞法制化、民主化，搞教育改革，搞素质提高，以及近时的搞“人世”、“接轨”，成绩固然很大，但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人意，我看说和写的超量而实举实措太少便是原因之一。
改变中国尚未达到先进水平的某些现状，改造中国文化，人手点之一就是改造中国语言，尤其是改造中国的语风。说和写，精力，语言或文字，就占了一大半以上。将他们舞弄的“学问”筛滤一番，蒸馏一番，他们对政治与经济、社会与人生的真见识，很可能用三五句家常话就说得很明白。而且那几句老百姓的家常话，在见识上又很可能高于“学者”本身。这样很“像”学术的文化晶，该把皮袍子脱掉了。但其又怕如此一赤裸，显露出的只有“瘦骨嶙峋”(恕我又用文言词儿，可俗译为“瘦麻杆儿”)。
为了“人世”、“与国际接轨”，眼下的文化慌神儿现象很醒目。出的书空前多了，有文学书，有学问书，有讲素质的书，有家教类的书和孩子自己写的书。这是好事，但与“人世”、“接轨”有关的文化品、宣传品一经哄写哄登哄出(版)，造成“过剩”，首先可忧的是“人世”、“接轨”本身。尤其是那些并无真才实学而只是赶浪头的文化品，在总量上比人家那些早已“人世”、早已“接轨”的国家还超过多倍，我看这很有给“人世”、“接轨”添乱之嫌。少说些，多做些，务实些，正如同运动员真跑真跳时往往闭嘴屏息一样，大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