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王蒙“跳舞”的意义

作者：张颐武

面，却不断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制度的控制之下“漏”出来，变成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要素。我们其实可以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概念来解释中国不同的现代性选择。弗洛伊德心理学当然相当复杂，但他对于人的精神活动的分析认为其包含了三个层次：“本我包藏着里比多即性欲的内驱力，成为人一切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由于本我遵循享乐原则，迫使人设法满足它追求快感的种种要求，而这些要求往往违背道德习俗，于是在本我的要求和现实环境之间，自我起着调节作用。它遵循现实原则，努力帮助本我实现其要求既防止过度压抑造成危害，又避免与社会道德公开冲突。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次是超我，它代表社会利益的心理机制，总是根据道德原则把为社会习俗所不容的本我冲动压制在无意识领域。”(《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22页)这些介绍当然相当简略，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的结构。我们可以将“救亡”的现代性视为一种“超我”，启蒙的现代性视为一种“自我”的展现，而这种“欲望的现代性”则可以认为是“本我”。这种类比可以说明为什么“欲望的现代性”在中国整个文学中一直受到压抑的特定的原因。因为它就象“本我”一样乃是沉浸在“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的深部的一个不断浮现又不断被控制和压抑的部分。而启蒙的现代性的“个人主体”观就包含了一定的在救亡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总体意志和欲望满足之间的含义。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的“救亡”意识则是类似“超我”的宏伟的社会要求。所以，在王蒙有关“跳舞”的讨论中实际上就包含着通过“启蒙”的外表获得被压抑的欲望的复杂的含义。这说明中国的启蒙现代性在当时已经充分地展现了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向欲望发展的过渡性的特点。这其实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后新时期”和近年的“新世纪文化”中，对于“欲望”的合法性的张扬的最初的表征。
　　实际上，这里的讨论是由于原来被压抑的“欲望现代性”的崛起，导致了“五四”以来形成的一整套以“李泽厚模式”为中心的现代性的文学制度的结束。所谓中国的全球化和“后现代性”其实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个关键性的阐释。今天人们对于晚清以来一直被压抑的“欲望现代性”的发现，其实也是原有的一整套和启蒙／救亡相联系的以知识分子为中心，以个人的表现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建构为基础的经典现代性模式的衰落的结果。以全球化为中心的新的格局对于民族国家的穿透和冲击，以及伴随市场化秩序的消费主义的合法化造成的“纯文学”的衰落，其实正是经典现代性模式衰落的文化后果。这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的以消费娱乐文化和“欲望”的表现的风靡和人们哀叹的各种“失落”，其实正是一种必然。因为，中国“现代性”的“李泽厚模式”已经无法解释今天的现实。我们的确已经告别了百年的现代性历史，进入了新的文化阶段。今天的大众文化的崛起就是对于经典现代性的压抑的释放。我们可以对于它的状态进行深入的批判性的反思，但却无法否认这一历史转型的意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大转型”到了今天已经趋近于完成了。
　　而王蒙关于“跳舞”的描写正是这一转型的开端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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