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白桦珠海说孤独
作者：朱健国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市，属于生于忧患的一代。囚战乱辍学，在信阳师范肄业。1947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二野、昆明军区、西南军区及总政治部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工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搁笔多年。1964年重新入伍，在武汉军区任创作员。“文革”后，中断多年的创作活动得以继续，但作品多有争议(如话剧《曙光》、电影《苦恋》)。1985年转业到上海。1988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并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明尼苏达等二十余所大学做巡回演讲。1986年以后应邀出访过美、法、德、日、澳等十几个国家。在创作上，几乎尝试过所有的文学形式：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散文等，均有结集出版。并以英、法、德、日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表和出版。现在上海从事专业著述。
“早叫的公鸡”与孤独
1985年10月，我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杂文《早叫的公鸡》，希望社会能善待提前预警的思想者。不久，楼适夷先生为我的书房题匾《早叫庐》，程思远先生为我题写了条幅“早叫的公鸡”，从此我以“早叫的公鸡”为人生追求。而今十八年过去，我才发现这一追求带给我的只是孤独，孤独，再孤独。我不禁困惑：孤独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也许，人性是不应该孤独的，但为了多数人不孤独，需要少数人去孤独地思想。没有孤独就没有新思想、新发现。马克思说最先进的思想永远只有少数攀登在山顶的先进人物才可能接受，马克思是赞成思想者孤独的。也许，人性并不生来喜欢孤独，孤独者都是先追求热闹，后由于特定的时空对独特的个性的压迫，逼上梁山成为孤独者。孤独者是人类中的珍珠，是一种病态美。
是的，我感到孤独将近20年了。但是我的孤独与一些大思想家的孤独相比，还有天壤之差。值此“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当我有怨无悔，准备更加孤独，一直孤独下去时，我想请教一位孤独大师：如何应对孤独?
2002年3月25日，香港凤凰电视台在“鲁豫之约”专栏节目中播出了《白桦：性格决定命运》的访谈。白桦先生说：“1988年夏天在法国，我参加一个中国代表团，在蓬皮杜中心和法国公众见面的时候，每个人要自己介绍自己，我就介绍了我自己，我说我是一只公鸡，结果全场哄堂大笑。 为什么是一只公鸡，我说我而且是一只不合时宜的公鸡，就是别的公鸡大概到了五点钟开始叫，我可能三点钟已经就叫了，这样的话主人很不高兴。”
“不合时宜的公鸡”，不也就是“早叫的鸡”么?
我决计向孤独大师白桦先生请教。
孤独代表
曾几何时，金怡酒店是珠海市达官贵人的灯红酒绿之地，但从某一年开始，它门前冷落车马稀，日渐孤独。于是“物以类聚”，一些孤独文人常常被“门当户对”地礼遇其中。
2002年4月13日下午，阳光古怪，海风冷漠，珠海金怡酒店614房充满忧患——白桦先生在对我讲述他的孤独观。
72岁的白桦虽然白发凛然，无限忧患，两眼却依然青春焕发，声若浪潮——香港凤凰电视台在《白桦：性格决定命运》中这样介绍他：“白桦今年72岁，河南信阳人。1947年参军的时候，他只有17岁。那时，气势磅礴的淮海战役鏖战犹酣，那段难忘的记忆后来构筑成80年代初家喻户晓的军旅电影《今夜星光灿烂》。不过，更多的人记得白桦，是因为他写了《苦恋》，这部剧本后来拍成了一部当年中国人耳熟能详、但却从未看过的电影《太阳与人》。”
相比而言，我更喜欢关于白桦的评介：“中国文化界的焦点代表之一”，“‘苦难一代’的突出代表”，但我还要加上一条：白桦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作家的孤独代表——他是五十余年历次文字狱惟一的“全陪”(全程受难者)，一次也未漏网，一次也不逃避!尽管他“本质上是唯美、唯艺术、唯爱的”，但是，“这些年来，白桦先生的人比他的书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他也更多地承受着我们无法想象的重负。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它让人没有起码的耐心去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人云亦云；它甚至让人变得匪夷所思，看到个体在群体力量的压抑之下的无助显得冷漠。也许人都惯于依附和顺从在一个群体的意志中，这使得人们感到安全和省心。很多的时候，在这种依附和顺从中，我们丢失了个人的情感、立场、意志，甚至没有爱和真诚!”
朱：白桦老师，您既然同意让我写一写您，我就想选取一个好角度。可以有几个角度；一个是找个文学上的话题，比如说谈电影、谈生活；或者谈感情、谈家庭……但我想，最能体现您的命运、个性的角度，莫如谈孤独感，怎么样?这既可以有思想，又可以有新闻性，也便于淡化某些东西，适合现代读者口味。您觉得呢?3月25日香港凤凰电视台《鲁豫之约》中播出对您的采访《白桦：性格决定命运》，反响热烈，说明新世纪的思想者和老百姓还在惦记您。我想与您从新的角度再谈一些人生体验。
白：从孤独感说开去这一角度比较好。
朱：说孤独感，丈学和人生都可以贯穿其中。
白：你看莫言和王安忆(最近)在上海做了一个演讲，谈文学是一种对抗。
朱：我看您的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周百义策划的《白桦文集》四卷，书里都透着那么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我想您就谈谈您的孤独感——可以由近及远，从最近的事情说起。给《白桦文集》作序的那个EIIenan．Dong，是个什么人?
白：我是不要找名家的，我找一个年轻的作家写的。
朱：Ellenan．Dong，那是一个中国的年轻人啊?
白：对，年轻人，但他自己又不愿意披露自己的名字，就用了一个化名。你觉得写得还可以?
朱：写得不错，他把您的影响概括得很到位，比如说您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的焦点之一”，这个提法是很有意思的。
白：孤独——其实文学本身它是一个矛盾体，它既要求作者是孤独的，但是文学作品又要广泛接触读者，我常常体会到一种矛盾的东西。
朱：这就是说，优秀作家的写作状态应当是孤独的，否则就会在各种干扰下无法独立思想，自由写作；但其作品又应该是广泛共鸣的。作家不怕自己的生活处于孤独之中，但要避免作品．“门可罗雀”。写作时孤独，作品问世热闹；先孤独后家喻户晓：生前寂寞，身后著名，这是正常的思想者生态。而常常在电视、会议露面，作品未发就先轰动热闹者，大抵三流或伪作家。而今不惜出卖灵魂谄媚官场与市场求热闹者，甚至制造官司炒作自己者，不过是“文化口红”的批发商，不过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文化泡沫而已。
朱：您的这种孤独感是否来自于从事文学艺术创造这一独特的职业?有良知的作家原本是一个“孤独感反应堆”。
白：文学是一种孤独的事业，但是它又要被读者所认同，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又不能是一个孤芳自赏的工作。中国文学史所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常常是作家孤独无依留下来的。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就是，他当初并没有想去发表。到了《红楼梦》，如果曹雪芹考虑到后来这么多人爱看这本书，他可能不敢写，写不了《红楼梦》。实际上他是自己写给自己读的，发泄自己的一些想法，抒发自己的情感，顶多给二三知已好友传阅，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成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人手一册地读，他要知道这样，肯定吓坏了，因为包括作家内心很隐密的一些思考都在这本书里。
到了鲁迅先生，这个孤独感跟他们又不一样了，鲁迅是希望把他在孤独当中思考的问题尽快地告诉别人。所以凤凰台鲁豫问我的时候，她说那你为什么要自己输送“炮弹”让别人打你?我说，其实当时没有想到这么多，我只是想把我思索的问题，最想说的话告诉别人，就是这样一个想法。鲁迅先生一生都希望能把他的孤独感、思索告诉更多的人。他的小说、杂文，都是他在孤独中的感受，而他又希望被读者所认同，即使现在不能认同，将来认同也好。
朱：这就是说，古今优秀文化人的孤独是不同的，鲁迅的孤独和屈原、曹雪芹的孤独是不同的。古人——屈原、曹雪芹——的孤独只想几个知音理解，像俞伯牙只要有一个钟子期听他的“高山流水”就心满意足了。但现代中国人不同，大多数文化人始终毫无孤独感，他们往往是在与上级、与大众高度一致的情形下生活写作；极少数具有孤独感的作家学者，虽有孤独，却是希望“从孤独走向共鸣”——也就是鲁迅说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古人是出世的孤独，今人是入世的孤独。
白：古今文化人的孤独完全不同，因为时代不同。
朱：也许古人是“封闭的孤独”，现代人是“开放的孤独”，如何表述古今这两种不同的丈人孤独?
白：这个一时很难说准确。孤独的形态，古今文人作家，他们的孤独差别，只是一种愿望不同。鲁迅先生的愿望，就是希望通过他自己的孤独和思考能够影响中国人，这一点他是很明确的；像曹雪芹这样的清代文人，他却从来没有想到去影响别人。而鲁迅先生他向往“于无声处听惊雷”，他虽然当时把中国看作是无声的中国，但是他又希望在无声的中国，大家能够听到惊雷。而他的孤独就是要导致这个“惊雷”的到来。他的文学作品，总是希望中国有一个巨变。
朱：可否说鲁迅的孤独是一种“积极孤独”，就像有洛克的“消极自由主义”和卢梭的“积极自由主义”一样?或许，有“出世的孤独”与“入世的孤独”之分?古人爱以孤独出世，现代人愿以孤独入世?而今蓬勃兴起的大众传媒、电脑、网络日益有利于现代人及时表达孤独，把孤独迅速转化为共鸣而入世；“积极孤独”、“入世的孤独”将更加主导新世纪，“消极孤独”、“出世的孤独”似乎不可能再还乡?而您的“积极孤独”，除了来自文学的特性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孤独来源?比方说社会形态的变化，它可能对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作家产生更多孤独感……
白：你要记住，往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化，总会有一种新孤独，一个作家的孤独当然和客观环境有关系的，受这个客观因素的影响。这时的孤独也可以说是寂寞。一个思想者能不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才可能最终走向共鸣。比如说“文革”，我就长期没办法写作，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这种孤独是完全和文学绝缘的，但是我忍耐下来了，思想没有封闭。在1947年以前那一段时间我是孤独的，等我进了部队以后，我觉得自己又找到了一个家，找到了一个团体，找到了一个自己理想的群体，所以我就没有孤独了，我的思想也变得单纯起来了，非常之单纯。那个时候比小的时候还单纯，小的时候是老处在日本占领区的环境，是衣食无着的一个地位，那必然是思想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跟我谈话，我就要考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会考虑的，我可以揣测他：这个人是特务还是什么，他是不是职业学生?总之那时候我一下子能分辨出来他是否是革命的，或者是同情革命的，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务、职业学生……那个时候我还小，就能看得出来，十几岁以前都能看得出来。但是我十七岁参军以后，我的思想变得单纯了，就不需要思考这些了。那时候我的作品全部都是这样的一些简单作品，包括《山间铃响马帮来》、《骑车保边疆》……我把边疆生活看得很简单化、诗意化。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边疆从我们第一天去就是极为复杂的，非常残酷的，生活本身的那种残酷的一面我没有看到，它这个残酷不仅仅包括对敌斗争的残酷，也包括我们自身的一些糊涂认识，包括我们自身政策的失误。所以我觉得这种单纯的作品并不好，对我的写作并不好，它不可能是真正的写作。
朱：孤独的反义词是什么?
白：孤独的反义词也可以说是热闹，热闹是一种，还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