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样板式仍是今天的样板吗?

作者:伊 甸




  前些日子,多家报纸刊发文章,批评发表在《江南》杂志上的小说《沙家浜》“有严重政治错误”,“严重践踏了人民的情感,污蔑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这些批判文章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许多人表达了对样板戏《沙家浜》的热爱,对小说作者和《江南》杂志亵渎样板戏的愤怒。
  笔者发现,那些把箭射向小说《沙家浜》的弓,大多是用“革命样板戏”的价值观和对样板戏的深厚感情制作的。批判者直言不讳:样板戏的“形象已被民族大众的价值观所认同,体现了大众的爱憎情感,成为我们记忆中的记忆人格”。笔者不禁疑惑了:难道样板戏仍然是今天的样板吗?难道今天我们的价值观仍然是样板戏的价值观吗?难道我们的民族情感仍然是“文革”期间的民族情感吗?由江青扶植的“革命样板戏”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极一时,它以“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塑造“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这些“高大全”的人物不食人间烟火,没有爱情,没有人性的弱点。但人们绝对不能怀疑这样的“英雄”,否则就是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巴金在《随想录·“样板戏”》中写到了样板戏给他带来的恐惧:“在我的梦里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用两只大手掐我的咽喉,我拼命挣扎……”江青及其同伙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大树特树样板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他们登上政治宝座实行专制统治制造舆论,因此在“文革”中,样板戏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是容不得一点点轻慢的。那时样板戏在全国是天天唱,处处唱,人人唱,样板戏的歌词以及它的价值观确实是深入人心,已经渗透在人们的血液中。所以,尽管敏感和善良的巴金在20多年前听见别人唱样板戏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但20多年后,样板戏不仅不绝于耳,而且有一种卷土重来的趋势,它们重新被人搬上舞台,它们被各种现代化媒体到处传播。病床上的巴老倘若知道这一切,不知会作何感想。他当年的《“样板戏”》一文的末尾恰恰是这样写的:“‘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的话我们不能轻易忘记啊!”
  我们的国人是健忘的,他们忘了在样板戏肆虐的年代,在样板英雄八面威风的年代,普通人的尊严受到了怎样的侮辱和蹂躏!人权、人性、人命受到了怎样的践踏和摧残!样板戏的价值观以及渗透在样板戏中的许多东西,和“文革”期间被扭曲的、病态的、荒谬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紧密呼应,沆瀣一气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样板戏的价值观就是“文革”的价值观。样板戏至今受到那么多人的钟爱,它所宣扬的价值观仍然被那么多人信奉,这实在是中国人的悲哀。这也是“文革”仅仅被抽象否定,但实际上“文革”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一直得不到认真清理,“文革”的意识形态一直得不到彻底清算,人们普遍对于自己在“文革”中应负的个人责任一直缺乏深刻反省的后果。因此,“文革”的价值观仍然在社会生活的某些层面辐射着它的危害。
  我们说,小说《沙家浜》仅仅是一部小说而已。假如属于正常的文学批评,对小说《沙家浜》的敲打再严厉再苛刻也不要紧。但现在的问题是:批判者把它上升到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伤害民族感情”的高度,许多批评文章的语气完全是我们早就熟悉的“文革”中大批判的那一套。请看看这些几十年前大批判文章中惯用的词语:“宣扬了什么”,“颠倒黑白”,“污蔑”,“可耻”,“为……所不齿”……
  综观作品,小说《沙家浜》坚守了鲜明的民族感情,那就是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揭露和仇恨。这是小说作者的立场,也是小说人物的立场。以阿庆和阿庆嫂代表的老百姓、以郭建光代表的新四军、以胡传魁代表的部分国民党部队在国难当头时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的抗战意志,在小说中是毫不含糊的,这也是符合当时抗战的历史事实的。那么,小说究竟伤害了哪一种“民族感情”?难道对样板戏的感情、对样板戏中通过“三突出”原则塑造的“高大全”人物的感情,就是我们的“民族感情”吗?这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苟同的。笔者认为,小说的价值恰恰在于对样板戏的价值观的怀疑和颠覆。
  作为文学作品,理应多方位多角度反映社会生活,艺术手段的多样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正是文学发展的良好趋势。小说《沙家浜》把阿庆嫂和郭建光从江青为他们建筑的神坛上移下来,让他们进入更正常更普通的生活,在充分保留他们同仇敌忾的民族感情的前提下,对人性的复杂性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这样的艺术探索成功与否,它给小说的创作和发展有没有带来多层面的启示,确实是可以商榷和争论的,但要说这部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伤害了民族感情”,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是没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