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戏说”与“胡说”
作者：陈鲁民
类似的戏说抑或新编，还有不少，且有“中兴”之势，也真有人为之叫好。不过，看了几例，便知道了这些戏说或新编的基本诀窍：一是内容泛性化，二是性爱多角化，三是人物粗鄙化，把握了这几点，特别是“泛性”加“多角”，只要这么一“化”，无论什么经典都可以胡来，可以戏说、新编。依此类推，咱也不妨试着戏说新编几例。
先说《杜鹃山》，那党代表柯湘原就是白匪团总“毒蛇胆”的情妇，后来反目为仇，上山投奔赤卫队。遇到雷队长后，孤男寡女譬如干柴烈火，日久生情也是自然的事。山上没有别的娱乐节目，女人又少，队副温其久也不甘寂寞，与风流成性的柯湘有一腿，因为争风吃醋，老温才愤而投奔“毒蛇胆”，合伙打击情敌。
再说《智取威虎山》，小分队好几十号爷们，只有一个“小白鸽”，参谋长捷足先登，别人倒也无话说。可您也不能独占啊，于是，杨子荣暗恋“小白鸽”，悄悄发动爱情攻势，参谋长公报私仇，想借座山雕之手杀掉情敌。想不到，老杨运气不错，居然没死，反成了英雄，“小白鸽”左右为难，不知该嫁谁为好。
再说《奇袭白虎团》，严伟才英雄本该配美女，可炮火连天，人烟稀少，就算再添个女卫生员，也得先爱上王团长李政委。运炮弹的崔大嫂，年龄大点，但模样还不错，何妨与严排长来个异国之恋，更是浪漫之极。
还有《红色娘子军》，洪常青也是艳福不浅，先与吴清华明铺暗盖，此外，又与ABCD四个女战士有暧昧关系。吴清华由爱生恨，勾结旧主子南霸天，设埋伏活捉了洪常青，吴清华与南霸天又重温旧情。
还有《红灯记》，原有人物太简单，不容易凑起三角、四角性关系，至少可以让铁梅与王连举建立恋爱关系，李玉和与鸠山夫人有旧情。
怎么样，这情节够刺激也够恶心的吧?我自己也觉得恶心，可这正是戏说、新编的“魅力”所在，不这么编，就难得小说《沙家浜》之神韵，就无法轰动，难吸引观众眼球，就不能让评论家叫好。如若不信，您就等着瞧吧，如果有人想步小说《沙家浜》之后尘，再来戏说、新编上述经典剧目，肯定不会超出我的情节设计，只能比我的戏说更刺激更恶心，无非是性爱大泛滥，三角、四角N个角罢了。
将肉麻当有趣，把“恶心”当“创新”，戏说即为胡说。
文人的“霸气”
一提到“霸气”，我们很自然就会想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想到“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的秦始皇，想到站在阿尔卑斯山上狂呼“我比阿尔卑斯山还高”的拿破仑。其实，“霸气”并非为将军皇帝们所独占，大千世界，行行业业的杰出人物都可以有“霸气”，也需要有点“霸气”。
过去看“小巨人”姚明打球，总觉得不是那么尽兴，他虽分不少得，篮板也不少拿，可是远不如看乔丹打球过瘾，他似乎比乔丹少点什么。少点什么呢?少了点“霸气”。要说姚明，要个头有个头，要块头有块头，往那儿一站就是“一览众山小”，可打起球来却中规中矩，文质彬彬的，扛不过人家的就不扛了，遭人恶意犯规也就是宽容一笑，该投的球也犹犹豫豫。不过，这一段时间，经高人指点，姚明的“霸气”慢慢起来了，大力扣篮后也学会大吼一声，该扛该挤也毫不客气，甭管对手是“飞人”乔丹，还是“大鲨鱼”奥尼尔。
邓亚萍的“霸气”，则早就闻名于乒乓球界。虽说她个子不高，貌不惊人，但一打起球来，两眼圆睁，咄咄逼人，像要冒出火来，未动手就先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方，再加上精湛的技术，顽强的斗志，一时间，居然打遍天下无敌手。以至于国外许多女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哀叹：与邓亚萍生活在同一时代是悲哀的。
文人别看手无缚鸡之力，“霸气”其实也不小，当然那也得是格外出众的文人。李太白那是不用说了，文人中“霸气”第一人，“天子呼来不上船”，够酷；“天生我才必有用”，够爽。唐初四杰之一的王勃，虽是“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够“霸气”的。人家阎都督带人辛辛苦苦把滕王阁修好了，一帮子诗人名士，正众星棒月般地恭候阎都督的乘龙快婿一显身手，好给阎都督争光添彩。王勃，一个外来的小青年，却毫不谦让，大笔一挥，硬是要夺A风头，逞能好强。也多亏了他的“霸气”，我们才能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千秋不朽的神来之笔。至于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拿破仑用剑征服世界，我要用笔征服世界”的豪言，更是“霸气”十足，当仁不让，令天下文人为之神往。
现代文人的“霸气”也丝毫不逊古人。李敖的自称“五百年来第一人”，那“霸气”就好生了得。王朔的“一不留神就是一部《红楼梦》，最次也是中国一《飘》”，虽遭许多人嘲笑揶揄，但其中也隐隐露出几分可贵的“霸气”。写过《落霞》三部曲的著名作家；月河则有句名言：“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后，小子世上老末。”的确，作家写作时一进入状态，那就得不管不顾，如痴如迷，惟我独尊，“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当然，放下笔后，任你是多大作家，一样要吃要喝要睡要玩，你就和常人无异，就不能再玩那个“霸气”了，反倒是谦恭一点可能会活得更好。
当然，“霸气”，还可以表现在方方面面，行行业业，但不论怎么变化，万变不离其宗：王者之风，气压群雄；自信自尊，舍我其谁；永不言败，无所畏惧。“正气”靠养，“霸气”同样也靠养，需要有强大实力做后盾，需要有过人才华为基础，需要用艰辛劳动来铺垫。缺了这三点的“霸气”，那就是令人可笑的狂妄自大，是无知无耻的目空一切，极易使人想起毛泽东的那两句名诗：“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最适于写作的环境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什么是最适于写作的环境?这很难说，爱好不同，习惯不同，境遇不同，心态不同，最适于写作的环境也就太相径庭。
我有一个作家朋友，是从工人写出来的。当初他住集体宿舍，那是十几个人的大房子，连张桌子都没有，他就趴在床板上，在工人们打牌聊天的喧闹声中，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后来，有了影响，他被调进省里，当了专业作家，住上了大房子，有了宽敞明亮的书房，反倒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了。有时，朋友聚会喝高了酒，他就格外怀念当工人时的写作环境，认为那才是自己最理想的写作环境。当然，要让他重新回去当工人，住集体宿舍，那他是一百个不答应。
浪荡不羁的作家福克纳则对记者说：“对我来说，最好是当妓院的老板。我认为这是作家最理想的写作环境。生活富裕，不愁吃住，上午清静得很，很适于写作。晚上有的是社交活动，正好休息。”他的黑色幽默，毕竟只是一种假设。不过，也真有把妓院当做最适于写作环境的文人，“凡有井水，就有柳诗”的柳永，虽“奉旨填词”，但其大部分诗作都是在妓院问世，被歌妓们唱红，由歌妓们传记的，甚至于他的后事，都是由歌妓们出钱料理的。
还有人把监狱当做“适于写作的环境”，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作《怎么办?》，就是问世于沙皇监狱，捷克作家伏契克在德国法西斯的监狱里写下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方志敏烈士在国民党监狱里写下千古不朽之名作《可爱的中国》，柏杨、李敖则不仅因坐牢爆得大名，而且在牢狱里著作颇丰，几年铁窗生涯，反倒成了他们的写作高峰。平心而论，谁也不愿意坐牢，没有自由，残汤剩饭，还有刑讯逼供，甚至死亡威胁，但惟一的好处，就是时间丰裕，无杂事烦心，无庶务劳神，任你笔走龙蛇，心骛八极。
“斗酒诗百篇”的李太白，写作的最适环境，无疑是酒肆酒桌，“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那神来之句，又岂能在书斋书案得之？而习惯在驴背上苦吟苦思的鬼才李贺，驴背就是他的最适于写作环境；“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鲁迅先生，租界里的小楼就是他写作的最佳环境；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则是他在病榻上写成的，病榻就是他写作的最适环境。尽管每天都在忍受病痛的煎熬，每写一笔都要付出比常人大得多的代价。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家道破落后，在破草房里完成的，他当阔公子时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
平心而论，不论从作家个人小环境还是从国家大环境来说，时下都是作家写作的最佳时机，最佳环境。既无衣食之忧，又无牢狱之苦，也没有人戴帽子打棍子；而且书房越来越宽敞，写作工具越来越先进，国家有工资养着，自己再挣一份稿费。如果这样还写不出好东西，整不出传世之作，没有一点冲击“诺贝尔”的野心，那就既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写作环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