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请体会沈乔生的创作意图
作者：汪 政
在触及这一话题的一次讨论中，我曾约略地做了这样的归纳，这种苦难书写大致都是依据了控诉与批判——忏悔与自赎——反思与超越的过程与模式。外国的不谈，就说中国的“文革”主题，伤痕小说可以说是典型的控诉与批判，而巴金的《随想录》则开了忏悔与自赎的先河，由于中国文化里缺少“原罪”意识，所以这一步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迈得尤其艰难，个人，哪怕是受害者，应该对灾难承担多少责任，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从虚构作品来说，尤凤伟的《中国1957》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至于《越野赛跑》、《抒情年华》可以说已近乎反思与超越了，这里的反思与超越指的是摆脱了一般道德的纠缠和预设与既定的政治合法性，因而也就可以从孰是孰非的表层二元思维中跳出来，从更高的理性与智慧层面去看待双方的灾难，我曾经借用昆德拉的“道德延迟”来说明这种叙事伦理。
我以为沈乔生的新作《狗在1966年咬谁》，更是对“文革”灾难运用这一叙事伦理的成熟作品。它虽然是一部第一人称视角的自叙体作品，而且主人公凌泉申又曾是一个生活在优裕而充满矛盾的富商家庭，但小说并未写成一部失落了理想与青春的挽歌和苦难经历的悲情控诉，也未写成一部明白了人间不平与沧桑之后的警惕自责的忏悔录，而是把人物一个个放置到生活的大起大落之中，政治的大颠大簸之中，通过一个个非常情境的设置看取人物的情感变化与生命抉择，将笔深探到人性的内部，在看似变化多端的人间悲欢中去捕捉那殊途同归的、可以称之为本能性本源性的非理性的冲动和力量。除了如流星般划过的柳薇与林怡外，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被这非理性的力量所裹挟而不能自已。这种力量既是个体的又仿佛是超个体的，它们是源于个体，是个体间相互作用的合力。所以，一旦秩序倾圯，理性颓败，它们便如不起眼的涓涓潜流汇成汪洋巨涛而无法驭控。
一定要体会沈乔生的创作意图，小说虽然将叙述的取景框对准在1966年，但是它的叙事景深却一直在变化，家族的纷争、现实斗争一直是纠缠在一起的，这就使得人物的动机显得非常复杂，正是这种复杂解释了政治冲突中日常生活的力量，看到了后者在非常的政治情境中的转化。了解了这一点，我们真的很难将这部小说再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文革”题材作品了。它是一部借助“文革”去拷问人性的人文反思录，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对于“文革”，必须在更为广阔而幽深的历史与人性背景下才能贡献出更为深刻而理性的书写。
这样的解读我以为也更有助于倾听沈乔生这部作品的“声音”。在写作这篇短札时我已看到了许多相关的评论，谈到这部作品的结构时，它们大都认为它是第一人称的自叙体，甚至有人干脆不无索隐地认为这是一部艺术化了的自传。正如我前面讲到的，从表面上看也确乎如此，但是，如果我们去仔细倾听辨别，当会听到更多的声音。凌泉申的童年是一种声音，成年后的凌泉申又是另外一种声音。事实上，作品许多地方都是第一人称所无法到达的近乎第三人称的叙述，或者，是对一些不在场的转述，这里面无疑存在着其他的声音，哪怕是潜在的和隐约的。因此，我认为，即使是凌泉申一人的视角与解释，但从总体的美学效果上看，《狗在1966年咬谁》也是一部具有实验价值的“复调”小说，是一部众声喧哗的作品。这不仅仅是一个结构和形式问题，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它契合了作品的意图模式和意义功能。取消声音中心是为了超越道德的二元思维，从而在开放的叙事中去除既成的思维屏障获得更自由的思想空间和人性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