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3期
凌叔华的晚年心境
作者：王炳根
我不是要来炒作这件早为世人所知的婚外情。令我感叹的是，朱利安·贝尔在他的书信中，对凌叔华迷人般的描写。他一开始对这对夫妇的印象“简直是天使”，继尔称她为“中国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沉静温和”，10天之后，则就用了这样的一串词：“她，叔华，是非常聪颖敏感的天使……请想象一下那么一个人，毫不造作，非常敏感，极其善良极其美好，生性幽默，生活坚定，她真是令人心爱。”在她成为他越来越亲密的朋友之后，在他们到北京共度之后，朱利安·贝尔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乘凌叔华在洗澡的一点空闲，给他的母亲写信，传递着感受的信息：“我们出去参观了一个温泉——非常东方。很可爱的公园。我在享受我久违的生活：北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之一，有些地方如同巴黎一样的奇特。能想象比和情人一起去巴黎还要美妙的事吗?她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全身心地爱着你，无比动人，对食物的品味无可挑剔，她是世上所有罗曼蒂克男人的梦想。”“我无法告诉你K(指凌叔华)有多么动人，她是多么好的陪伴，有多么逗人。”朱利安·贝尔痴情的描写，给人们留下了凌叔华成熟而迷人的形象。
如果仅仅是这样，还可能引不起我的感叹，恰就在读到朱利安·贝尔信之前的几天，我在整理冰心的信件时，读到了一封凌叔华的长信和一份死亡通知书。信是凌叔华于1985年10月6日在英国发出的，而死亡通知书(讣告)是凌叔华的女儿陈小滢和凌叔华治丧小组于1990年5月26日在北京发出的。两相比较，反差特别强烈：一个是青春的迷人，一个是迟暮的苍凉，一个是爱的热烈，一个是死的哀伤，似乎就是瞬间的事情。
凌叔华的这封信，实际上也是由一份死亡通知书引发的。冰心的丈夫、中国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吴文藻教授于1985年9月24日去世，吴文藻的治丧委员会给远在英伦的凌叔华寄去了“讣告”。冰心和凌叔华原本燕京大学的同学，后又都成了文坛有名的女作家，而北京大学教授陈源也早在与鲁迅关于“闲话”的论战中出了名，彼此熟稔。凌叔华和陈源、冰心和吴文藻分别于1927年和1929年在北京结婚。有次冰心在燕园见到凌叔华，自嘲般地诙谐道：“叔华，你知道熟语说的，江阴强盗(吴文藻为江阴人)无锡贼(陈源为无锡人)，咱们俩命真苦，一个嫁了强盗一个嫁了小偷。”当时陈源在场，只得站一旁苦笑。现在吴文藻走了，自然要告知远在他国的老友。
凌叔华首先在信中说，接到吴文藻治丧委员会的讣告后，“十分难过，想到三年前回去，在你家午饭，文藻是如何健康安逸态度，只不过三两年，便已隔世，永远不能畅叙了!”由此，引出人生的感叹和劝慰，“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望你在这苟酷无情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凌叔华本应在此打住，但她又一次引入了对人生的感叹：“我本来想到今年十月回国还可以再找一些老友相聚，以了心愿，不想只在一二个月内，先是郑林庄后是文藻，天道是无情的，还说什么?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写到这里，凌叔华自觉话语过于伤感，才将笔调回转了过来，说，好了，你已经够难过了，我不应该再惹你伤心。
凌叔华写此信已届85岁的高龄，真正是迟暮之年，对于老友的离去显得格外的敏感，先前美好回忆与近前哀伤情景，重叠在了一起，真是无奈也无力，天道如此，还能说什么?这当然是一般人的感叹，凌叔华却还多了一重。自从1947年随丈夫定居英伦之后(陈源出任中国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任代表)，凌叔华就一直在海外漂泊，期间虽然有过风光，甚至有过她的辉煌。比如曾经在英国、法国、美国和新加坡等地多次举办过她的画展，尤其是使她的天才绘画在有着文艺复兴传统的欧洲显示出绚丽的色彩。还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由英国荷盖斯出版社出版过她在吴尔芙的鼓励下写作的、又一篇一篇寄给吴尔芙看过的、最后在吴尔芙去世后从她的旧居中找出的自传《古歌集》(AncientMelodies傅光明译为《古韵》)。这部散发着东方气息的自传，还曾成了当年英国的畅销书，并译成法、德、俄、瑞典等文字出版。但是，正如凌叔华本人的信中感叹的那样，毕竟天道无情，尤其是渐人老境，社会和舞台得渐渐让给他人。忽然就在一夜之间发现，原来她的朋友、她的文化、她的心灵之乡都不在这里，她有多少话需要诉说，有多少的时间需要打发，有多少的事情要做而又不能。独处他乡所造成的孤岛般的苦恼与烦闷的情绪，随着暮年的走近，越来越是明显，而陪伴她的是(陈源先生于1970年3月谢世)，位于伦敦亚当森街十四号四层小楼空旷的寓所，阴暗的客厅，客厅中清一色古旧中式陈设、字画、古玩，以及由此寄托的故国旧情的怀想。所以，凌叔华信中在她的老朋友面前坦露：“我在此一肚子苦恼，谁也不要听，只好憋着气，过着惨淡的时日!”她在这里用了“惨淡”二字来说明她的生活，说明她的心境，也说明她之所以会对吴文藻的离去产生那么多的伤感。
渐人晚境独居海外的凌叔华，回国观光，回国叙旧，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希望和节日，那怕是短暂的。自六十年代尤其是七八十年代，凌叔华多次回到祖国，回到北京童年的故乡，这里的一切，自然风光、文化遗产、风土人情，包括熟悉的乡音，都使她感到新鲜、亲切和兴奋，都让她回到青春的时代，每次回来，总是不停地在故国的土地上行走。1975年4月，当到敦煌的请求得到批准后，她兴奋异常，从北京到兰州，从兰州到酒泉，从酒泉穿越大沙漠，来到莫高窟，在她观看了千佛洞的壁画后感慨万千：“美好壁画太多了，真是一言难尽，姑且选出若干幅作为本文插图，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祖国可以把敦煌的交通及住处一切整理完毕，然后，向外国博物馆提出——当初是曾用各种方法收购去的敦煌宝藏，慷慨大方的，退回到千佛洞去，使敦煌成为世界推重的敦煌学府，好为世界爱好文化及艺术的人前去瞻仰和研究。”凌叔华接着说，“我相信这种企求是文明人类应有的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旅游事业的繁荣，凌叔华这些在二十多年前的期望基本实现了，只是，退回千佛洞的宝藏，仍是一个企求，凌叔华说是站在人类的立场来企求，实际上还是隐含着一层故国的情感。这里说到的“本文”，指的就是她写于1978年2月的长文《敦煌礼赞》。在这篇文章中，凌叔华还写道：“我们现在的敦煌已不是千百年前‘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敦煌了。我到敦煌后，天天在艳丽的桃花、李花、苹果花、海棠花下走过，青春的柳色，亦溶化了我的离愁，翠绿的水田，使我幻想的江南居然移到沙漠来。”远在伦敦寓所中的行文，表达着回到故国欢快的心情，也许只有在此时，她晚年的惨淡时光才有了亮色。回到故国的凌叔华除了行走，就是不停地和人说话，不断地寻找旧日的友情。在同一封信中她向冰心报告了回国的日程后，便急切地说：“回到北京后，第一个要见的朋友是你，希望你可以拨冗见我。我俩可以瞎撩(聊)一番，五六十年前的老话、乃至于目前有趣有见解的闲谈，都没有关系吧!”没有目的，只是瞎聊、回忆、闲谈，便知足便是欢乐，便是了却孤身远在海外无处诉说无人要听的寂寞。
凌叔华最终还是回来了，下了决心回到祖国定居。英国人以住房大闻名，凌叔华在伦敦住惯了大房子，七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住房还很紧张，她当然住不惯几十平米的宿舍。冰心、萧乾、邓颖超等人都为她的住房作过努力有过关照，最后在复兴路落实了一套较大的住房。凌叔华可以回来了，可以结束她晚年那种惨淡的时日了。但是，她的回来却成了真正的叶落归根。她是在八十年代的最后几天，被人用担架从飞机上抬下来的，几个月后在北京逝世。在她逝世前的一个礼拜，也就是1990年5月16日，家人和医务人员为了满足她最后的心愿，让她静静地躺在白色的担架上，最后一次眺望北海中的白塔，最后看一眼她的祖居老宅和史家胡同。我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旧馆陈列室中，第一次见到凌叔华最后告别她的故国故园留下的遗物，那副曾渗透过老人?目汁的金丝眼镜，那根曾留存过老人忧伤的手杖。我见到的凌叔华教授女儿陈小滢发出的“讣告”是这样写的：
英籍华人作家、画家凌叔华(Shu—HuaLingChen)教授，落叶归根，1990年5月22日18时54分病故于故乡北京，享年90岁。兹订于六月六日(星期三)上午九时半在石景山医院举行仪式，亲戚和生前友好向安睡在鲜花丛中和作品中的凌先生作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