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6期
明末淫风与文学浊流
作者：李国文
次年，乙酉三月，在《送臧晋叔谪归湖上，时唐仁卿以谈道贬，同日出关，并寄屠长卿江外》一诗中，汤显祖更写道：
君门如水亦如市，直为风烟能满纸。长卿曾误宋东邻，晋叔讵怜周小史。自古飞簪说俊游，一官难道减风流。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球。
这首诗，干脆美化起这两位因龙阳断袖之癖而丢官的才子了。臧晋叔，戏曲家，他编纂的《元曲选》，至今仍是研究元人杂剧的典籍。据徐朔方先生《汤显祖全集》笺注：“臧懋循字晋叔，长兴人，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每出必以棋局，蹴毬系于车后，又与所欢小史衣红衣，并马出凤台门，中白简罢官。”这个“小史”，就是他的性“同志”。
而“长卿曾误宋东邻”，则是屠隆大出其名的一桩风流官司。这位才子在礼部任主事时，因与西宁侯宋世恩，大概都属性“同志”，气味相投，情好甚昵，共嬲俊童，形影不离。同时，屠隆又与宋的姬妾有染，放肆不检，秽闻狼藉，闹得满城风雨，遂遭弹劾，以淫纵罪，削籍。这是去年之事，今年，臧晋叔又因情色被贬，谪归故里。于是，汤显祖在送行的诗中，旧事重提，一并谈起。从“一官难道减风流”诗句看，汤对这两位朋友的丑闻，绝对看作是一种高尚的风流，认为，即使丢官，也要风流，那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屠隆死前，汤显祖写去慰问诗十首，诗题里提到了他患了“情寄之疡”，没有任何隐讳和回避。在那个对淫乱不以为耻的年代里，丑恶与美好，整个都颠倒了，即使道出其所患之梅毒，也不存有中伤朋友的意思。那时的一个才子，得了杨梅大疮，烂了鼻子，对他的人格品德，不但无碍无损，相反，还被视作体面的，光彩的风流韵事，当作美谈呢！
在这种世纪末的极端颓废风气下，这世界还有救嘛？《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之于万历”，看来，这还真是说准了。
至此，我不禁想到《金瓶梅》，这部应该是嘉靖年间出现、万历年间盛行的小说，也是这种风气所及的产品，充分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淫乱特色。那位隐姓埋名的文学大师，到底也弄不清楚是谁，至少有四十多种推断的兰陵笑笑生，在作品中大描大写三十六处，小描小写三十六处，一笔带过三十三处，全神贯注于交媾动作的性刻画时，我在猜想，这位大师那亢奋的，冲动的，流着哈拉子的，某些部位大量充血的状态，是相当“后明朝化”的。同样，他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不觉得有什么诲淫的罪愆感，津津乐道，其味无穷的精神层面，也绝对是“后明朝化”的。没有后明朝，没有《金瓶梅》；没有《金瓶梅》，也没有嗣后不绝如缕的淫秽作品。兰陵笑笑生自有他狂热写性的可指责处，但那个时代的风气，那个时代的错乱和颠倒的思潮，也不能辞其咎的。
《金瓶梅》至少有其不朽价值，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它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着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因此，这股以《金瓶梅》为滥觞的，直至明末清初，应运而生的文学浊流，与明代末季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的淫风分不开的。
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文学，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现在，除中国文学史家，中国戏曲史家外，绝大多数读者，已经不大关注明代那位剧作家屠隆了。他是谁？他写过些什么？他的传奇戏剧有些什么影响和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但他是一个死于梅毒的中国文人，以及他与那个时代的炽烈淫风，与随之催生的文学浊流，这种互依共存的关系，倒是值得后人玩味的。
作家，作品，时代，风气，说到底，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
因此，君不见近十数年来的裤裆文学，甚嚣尘上的现状，难道不值得对这种文学现象，去思考一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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